柳金财
中国民运人士王丹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之际，在美宣布成立反对派智库“对话中国”，其宗旨在于让不同政治力量展开对话，就中国未来的问题取得共识，包括台湾、西藏、新疆、香港与中国关系建构及问题解决。
王丹担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野心，将使两岸发展失控，应尽速找到两岸民间社会的共同声音，以抵制中国政府单方面破坏两岸和平之举动，呼吁两岸人民反对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同时强调中国民主化进程，攸关台切身利益。其诤诤之言，颇值深思。
首先，中国大陆认为统一不是简单的领土与主权再造，而是寻求建立两岸一家亲、命运共同体、心灵相契，共筑美丽“中国梦”。习近平认为没有国家完全统一，就称不上完全意义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所提第二个百年是到2049年，这30年期间为国家统一战略环境质变期，及统一进程加速的关键期，“统一时间表”已呼之欲出。中国大陆运用其综合国力增强其战略优势，推进“高压遏独、融合促统”战略，强调遏制台独、有能力与信心挫败台独。
大陆对台加大军事吓阻与外交压制力度，前者如军机、军舰绕岛巡航及军演之频率与强度增加，动员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强化武统声浪。据《环球时报》、凤凰网调查，赞成武统声浪分别高过85%、92%以上；后者是终止“外交休兵”，蔡英文执政两年内断交四个邦交国、无法参与国际组织，迫使中华民国驻外办事处变更名称为“台北”。面临军事威逼及“雪崩式”断交风潮，徒增台湾民众对威权党国体制颟顸之负面观感。
其次，对台提出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途径，试图借由经济利益、社会文化认同转变政治认同。不断采取单方片面操之在己、不待协商之对台措施，提供台湾民众生活、学习、就业、住房、医疗便利“居民待遇”、惠台31项措施。
彼方之单边主义行动盛行，此方则以反制、限制性措施“以牙换牙”，彼此边缘化、标签化相互政策作为 ，致两岸敌意如同螺旋式上升不可遏制。“硬更硬、软更软”的对台双元战略，压制与怀柔兼具，政策效果相互抵换，抗拒效应及寒蝉效应具生，徒增台湾民众防卫与敌对意识。
再者，发展中国成熟公民社会，与台湾未来发展息息相关。近来台湾内部激起独立公投与统一公投之辩、重新恢复《国家统一纲领》之议，台湾固然非如同香港、澳门之殖民地般地位，也不同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英国苏格兰、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伊拉克境内库德族。加、英两国采取怀柔处置、道德劝说策略，但西、伊两国则采压制军事威慑，这与其是否为自由民主国家有关。
中国民主化之前，难以接受类似统独公投之举。尽管对台强调“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强调从两岸和平发展迈向和平统一，但却欠缺民主和平程序架构设计，缺乏以人民为主体的意思表示及总意志呈现。
最后，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在改革中逐渐生根，对民间组织性质，仍强调其政治性、群众性及教育性的思维模式。随市场化、私有化发展，国家对社会控制逐渐松动，民间组织也顺势兴起。
基此，台湾的两岸政策不能完全寄望于中国当局，也应效法中国当局之做法，“寄希望于中国当局，更寄希望于中国人民”，将“两岸社会本位”构想概念，放在两岸关系发展的核心位置，如此双方崛起的“公民社会”理念便纳入两岸关系论述中。强调两岸人民作为公民的概念，有其权利义务体系，在平等、互惠与尊重的原则下，让国家定位争论能够在公共领域中获得理性沟通之解决。
王丹强调两岸公民的共同声音与对话有其必要性。当前两岸政治议题的话语权掌握在双方当局，两岸政策仍是政治精英主义式思维，欠缺“两岸社会本位”思考；过于强调“国家中心论”主导，应回归“社会中心论”脉络。两岸互动时若能以开放、进取的精神，及强调自由、民主、法治、制度化、宪政主义，就能共同建构尊重公民权利的两岸新社会。
当大陆不再视独立或统一公投为洪水猛兽，国家认同争议已然在公共论述领域找到解决出路。“对话中国”的核心应在于与公民社会进行实质有意义对话，跳脱当前两岸政府主导的僵化保守思维。
对中国来说，只有逐渐将自由、民主、和平、人权视为“普世伦理与价值”时，朝向“开放式的全球化转化论”发展方向，始可能在“经济全球化”后接受“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概念。
对台湾来说，也要建构一个开放、多元，不断变化和自我调适和包容的现代社会。如此两岸对话其终极关怀，始有可能超越领土与主权争议、意识型态藩篱，共创自由、民主、均富、和平与人道主义关怀的新社会。两岸当局应具备长期并存及和平相处之心胸，“对话中国”意义在于尊重两岸人民意愿，及对未来发展呈现民主性、开放性与包容性选择。
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