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19国财长22日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希腊债务危机救助计划的最后阶段实施方案，达成了高度一致。财长不仅支持向希腊发放最后一笔150亿欧元的贷款，而且同意将希腊还贷期限延长10年。此举意味着历时八年的希腊债务危机走向终结，且在救助计划于8月20日终止后，希腊将面向国际市场10年来首次发行10年期公债。
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欧元区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然而，刚刚加入欧元区的希腊因未达标而担心自己被踢了出去，便求助于高盛通过设计“货币掉期交易”方式，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希腊财政赤字于是有了占比仅为1.5%的漂亮数字；左手作假的同时，希腊右手伸向了国际金融市场，凭借欧元区良好的信用与极低的利率，大规模对外借款融资，以此舒缓国内公共福利开支的压力。
然而，一切的“阴招”随着时任希腊总理潘德里欧在2009年10月自爆“家丑”而被完全拆穿。按照潘德里欧的对外言论，由于前任隐瞒了大量的财政赤字，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之比分别达到了12.7%和113%，远超欧盟规定的上限。据此，国际三大评级机构迅速变脸，将希腊信用级别联手打压至垃圾档次，同时高盛乘机反手做空希腊债券，希腊国债发行惨遭流拍，对外国际融资通道被无情关闭，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
公开资料显示，危机引爆的当年，希腊债务的绝对额达到了2800亿欧元，而其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400亿欧元，希腊国家实际已经破产，而在失去完全自救能力的情况下，希腊也不得不将求援之手伸向了欧盟与国际社会。
很快，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委会与欧洲央行组成的“三驾马车”奔向了危机“重灾区”，先是向希腊提供了总量为1100亿欧元的三年期贷款，后又开展了规模为850亿欧元的第二轮援助，紧接着推出了860亿欧元的三年分期贷款方案。三轮救助行动下来，希腊一共获得了2800多亿欧元的资金驰援。这些资金有的来自IMF的紧急审批，有的出自欧洲中央银行的快速通道，有的由欧盟成员国共同资助，有的由私人债权人自愿供给。
八年中多方接续不断地供暖，终于让希腊的债务冰山开始融化。统计结果表明，去年希腊债务占比为178.6%，同比下降约两个百分点，今年将继续沉降到172.5%；不仅如此，希腊财政已经进入连续三年盈余的轨道，而且经济增长势头还将继续强化这种趋势。资料显示，去年希腊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8%,，今年第一季度又同比增长2.3%，而且为连续五个季度的增长。按照经合组织的预计，今明两年希腊经济将分别增长2%和2.3%。
另外，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报告，去年外国直接投资希腊达到了40.46亿美元，同比增长31%，为过去10年来的最高点，说明市场对希腊的前景预期非常乐观，也代表着希腊一旦恢复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债身份，其融资通道将顺利打开。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为了帮助希腊脱离危机的泥潭，无论是受援方还是援助方，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获得外部信贷支持，希腊政府不得不接受来自债权人近乎苛刻的协议，包括严格控制预算、大幅削减福利、减少公共开支以及增加税收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又必然导致希腊国民工资减少、福利萎缩以及税负飙涨。为此，八年中希腊出现三次政权更迭，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互相纠缠。
在援助方，除了拿出真金白银外，从债务展期，到债务重组，再到债务减记与豁免，债权人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财富和资产缩水与蒸发的煎熬。由于大幅度财政紧缩引发了希腊民众的不满，导致希腊举行“脱欧”公投，让欧元区这个“大家庭”一度显现各奔东西的危机。显然，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欧盟抑或是希腊，从八年危机中感受与收获到的不仅只有需要总结的深刻教训，更有值得集纳的成功经验。
的确，希腊的债务危机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但这个文明古国就此展开的反思却不应该停止。在欧元区阵营，希腊应当是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而且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工业制造业较落后，希腊因此主要以海运、旅游和侨汇等三大产业，作为自己获取外汇收入的支柱产业，而且三大产业占GDP之比超过了85%，而工业和农业占比分别只有12%和3%。
然而，看一看希腊的三大支柱产业，哪一个不是依靠外需或者上天与他国的恩赐？只要与己相关的任何经济体出现经济的萧条或者波折，希腊都不可独善其身。不仅如此，由于国内产业财税贡献能力有限，为了满足民众高福利的需要，希腊政府走上大规模举借外债的道路，甚至一度陷入从欧行低利率借钱、再以此买入高利率公债赚取差价的财政运作之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失去独立产业与实体经济的支撑，将希望押注在虚拟金融市场之上，最终必然难逃债务倾轧之苦以及经济空心之痛。
对于欧盟而言，希腊的重振无疑证明了其矢志不渝的救助行为是非常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欧盟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救助危机国家的经典样板。
一方面，除了希腊外，过往八年中欧盟对陷入危机的葡萄牙、爱尔兰与西班牙也进行过大手笔的资金援助，而且这些国家都先于希腊摆脱了危机的纠缠，并重新获得了国际投资者的高度认可，经济也走上了持续增长的常态轨道；另一方面，危机救助期间，欧盟探索建立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SM）这一可以向欧元区成员提供金融援助的永久性制度安排，同时开发出了吸收私人资本的“维也纳模式”，甚至还考虑发行欧元债券；也正是一系列的创新，才使得救援行动产生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自己坚定不移的驰援救助，还留住了希腊走出欧元区的脚步，有效维系了欧盟得之不易的完整生态。可以想象，只要未来欧元区的任何一个国家出现需要救助的经济与财务压力，相信欧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有力的援助之手。
特别值得点赞的是，在对希腊、西班牙等“欧猪四国”的援助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除了自己作为主要债权人对救助对象慷慨解囊外，IMF还以核心牵头人的身份，负责协调债权国与债务国、出资国与受援国、欧元区核心国与外围国、公有债权人与私有债权人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寻找与统一出实质性的危机救助计划与行动。可以说，没有IMF高度灵活的动员与斡旋，一定不会出现欧债危机成功救助的辉煌成果。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围绕着贸易平衡以及市场开放的纷争与摩擦正在频繁上演，通过彼此找到利益的平衡点变得越来越困难，迫切需要与期许IMF、WTO等第三方国际经济组织，从中发挥更大的润滑与协调作用。维护与尊重这些全球化与群体性组织的权威性与公认性，也应当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行动。
对于欧盟而言，希腊的重振无疑证明了其矢志不渝的救助行为是非常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欧盟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救助危机国家的经典样板。
（作者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