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上国之事本来勿庸边地草民置喙，且敏感话题更非我等外行所敢与闻，也就只想吟风弄月混吃等死罢了。但对中国旅澳学者孔保罗近日刊发的《中美贸易战暴露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危机》一文，还是说两句闲话吧。
孔文中所批评的是当今公共知识分子对当前时局没有正确判断，“因循守旧……无法应对现在所面临的以及今后还会出现的更大更严重的危机，其最终结果是把中华民族核心利益断送掉”。说到底，一切的错误原来竟然要知识分子来背，这真应了那句“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
说实话，就我所接触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近些年来对于时局与大势判断之准确，是颇让我刮目相看的，反而是我自己愚性难改，总是充满了盲目的乐观情绪，以为时间会改变一切，世界大势也终究会让小的波折很快过去。我想值此之际，回顾一下东方历史大背景之中知识阶层的悲惨地位，是比较合适的。
翻翻史书就会发现，中国历史大势从来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决定。先秦之时，学在官府，比起大贵族地位稍低的士人阶层，或许可以对应于知识分子之一概念。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的行政执行者与知识文明的传递者，但却并非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多存依附状态。诚然，有不少会被吸纳入大贵族之中，但与其说是知识创造了权力，不如说是权力垄断了知识。
此后贵族社会一直延续到晚唐五代，到了宋初由于旧贵族大姓的大量消亡，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真正成了选士的阶梯。但由于受教育人数，以及所受教育的内容，都极大地限制了此一阶层的壮大与独立个性形成。说到底在王朝政治之下，普通民众即使拥有知识，也不具平等的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利。
他们具有一定的限制与监督政治的功能，但随着元代至清代日渐高压的统治与不断递增的皇权化，知识阶层连中古时期相对独立的一点政治人格与些许制衡的力量，也几乎被消磨殆尽。
所谓“臭老九”，所谓对读书人“倡优蓄之”，此之谓也。至“康乾盛世”时还大兴文字狱，能活下来都不错了，还妄想指点江山，岂不是失心疯了？至于没多少年前的大革“文化命”，对知识分子的蔑视、仇恨与反智主义即使不说是登峰造极（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青出于蓝呢），也可以说与过去半个千年的情形大体相当吧。
所以稍微了解一点历史上华夏政权决策过程之人都会知道，威权体制之下，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主要是由最高层的意志决定，皇帝、贵戚、满蒙汉大臣，各有自己一个权力或大或小的小圈圈。而知识阶层本身所能讨论的问题，则有大量禁区存在。
比如要是在“我大清”，你想讨论帝制未必是对民族前途最好的抉择？还是把脖子洗洗干净先。现如今，要是纯技术层面的问题，则尚有讨论空间。一涉及大政方针，老舍名著《茶馆》里“莫谈国是”四字，你“又”忘了吗？
说到底，古往今来的沉痛教训就是，知识分子永远要掂量掂量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重，别三五句好话听了就找不着北，以为自己真成社会主人公，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那叫愚蠢！
大概就在两年前，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有段话说得很好，即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有条件的，一方面固然要为国家分忧，更要有民族大义担当，但现状也要认清，如果“拿了国家俸禄，有条件表达意见却没有表达，而是一味唱赞歌，这是失职；拿了国家俸禄，没有条件表达意见，但也没唱赞歌，这是本分；拿了国家俸禄，努力表达意见，但最终上面没有听进去，这是尽责；没拿国家俸禄，但努力表达意见，不管上面是否听进去，这都是良心。”总体而言，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昧良心的。
我与中国学界交集不多，自然无需越俎代庖替其鸣不平，但如果真有为领导卸责而甩锅给知识分子的，我觉得可以送他们三个字“怪我咯？”不过说到底，不出事都是领导的英明神武，出了事，不由臭老九来背，那“背锅侠”三字封号岂不是白白赐了？
（作者是本地文史业余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