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吉隆坡新纪元大学学院为庆祝20周年，而于这个月出版《马新慈善家》。由新纪元校长莫顺宗亲自主编的这本书，介绍了15位马来西亚和五位新加坡的华族慈善家，表扬了富之大者，不在于钱多，而是心肠够热。
该书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社会本一家的高角度切入，具有历史眼光。在马新分家之前，两地华人互通有无，当年的南洋大学便凝聚了两地华人的心血和期望。新加坡人今天所说的华人先贤，也是新、马两地的华人先贤，如陈嘉庚、李光前、陈六使，都受到两地华人社会的高度敬仰。又如林谋盛是新加坡的抗日英雄，也是马来西亚的抗日英雄。他当年是在霹雳州金宝死于日军的手中。
此书的出版，开创三个第一：第一所马国华文民办大学表扬慈善精神的贡献，以示华教的“饮水思源”；第一次新马两地合写的华族成功人物的传记集子，开启了两地学术界今后更大的合作空间；第一次集合多位新马慈善家在北京演讲，诚一历史盛事。马来西亚共七位慈善家到会，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出席者是黄马家兰，另四位在书中立传的新加坡慈善家为蔡天宝、傅春安、何侨生和张东孝无法亲临北京。
《马新慈善家》这本书上周末在盛暑的北京举办发布会，也借此在中国宣扬当年筚路蓝缕下南洋打拼的早期移民重视教育的理想，而这与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一脉相承。古代“仕而后兴学”的例子也不少，如北宋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也是个慈善家，他办“义庄”接济族人，也跟另一文学家晏殊一起在南京办教育，让贫穷子弟有机会读书识字。
这本书所访问的一些新、马两地慈善家，严格说来也称不上巨富，如黄马家兰和长年居住于新山的黄迓茱，这两位年过80的女性身上的一个共同点是，她们都秉承佛家慈悲为怀，救贫济困的精神，把不少精力和积蓄投入教育事业上。
新马分家多年，两国教育情况大相径庭，马国华人维护华文教育的热情，数十年如一日，因为马国华文教育不纯粹是教育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也因此华人先贤兴学办校的精神，仍是华文教育得以薪火相传的动力。新纪元大学学院以陈六使之名为其研究中心和图书馆命名，反映出他们视陈六使为一股感召的力量，马国的华文教育困难愈大轫力愈强，从不言弃。
从1968年开始，马国政府只承认剑桥文凭和马来西亚教育文凭，持这两种文凭的中学生才准出国深造；只考华校高中文凭的独立中学学生，出国深造之路被堵死。此外，南洋大学也因为新马分家而不再是马国华校生升学的优先选择。今天虽然换了政府，马华社争取统考文凭受承认一事，还是受马来偏激势力的反对。在种种障碍下，马国华社致力发展自己的独立大学的使命更加坚定，马国慈善家也大多出身华校，关心华文教育，为华文教育不吝捐献，马国华校才能挺到今天屹立不倒。
新加坡的教育是政府常年开销三大块之一，学校资金从来不是问题，但仍需要国人通过对母校的感情，以感恩的心回馈母校，回馈社会。校友的捐献滴水成涓，学校也以此衡量它在校友心目中的地位。
慈善家回馈社会的热心肠是一种发光的热，在国际化的时代，新一代的教育事业捐献也突破国界，如香港的李嘉诚、印尼的翁俊民，都曾为我国的大学做过大笔捐献，他们通过捐献义举表彰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新加坡商人柯长源也为新纪元捐款，以表达他对马国维护华文教育的敬意。
《马新慈善家》一书最引起我兴趣的，不是世界级大富豪如郭鹤年的故事，而是平凡如黄迓茱如何在丈夫过世几十年以来，把关注点放在华文教育和社会上的不平事之上。这个瘦小坐轮椅的89岁老妇说话仍头脑灵光，还偶尔语出珠玑，从她身上完全看不出她曾经参与过1968年马来西亚轰动一时的拯救死囚事件 。
她在几年前便办好法律手续，要为新纪元裸捐她的财产和房产，而不是把遗产留给五名子女。她的捐献数目并不惊人，但她的善心善举特别受到新纪元的重视。我出席了该书在北京的发布仪式，也在过后两三天与他们有过多次的接触，让我分享到施与受者之间的慈与善、敬重与友爱。
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为“慈善家”三个字重新定义。我们的社会上还有一些称不上富豪的“有钱人”，通过所属的宗教团体或民间组织默默付出，他们的捐献数目相对而言并非大手笔，他们所发出的光，虽不像动辄千百万元计的富豪那么耀眼，但他们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同样让人感动。
这些善心者若够不上“慈善家”的称誉，也至少算得上“慈善之家”，他们可带动社会一种“不因善小而不为”的风气，风气一形成，我们的生活氛围也将为之温馨和富人情味。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