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沙尔学院7月11日发布的美国民意调查，只有39%的受访者赞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外国征收关税，56%的受访者则表示反对。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反对他们的总统是个好消息，但特朗普依然一意孤行，显然认为只要关税得以实施，公众就会回心转意。
令人费解的是，为何竟有39%的人支持这些政策。自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在1947年签署《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以来，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人民，一直都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
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在他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中，为自由贸易，而不是被关税所扭曲的贸易，提供了有力和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繁荣，因为商品和服务是由那些最有生产力的国家提供的。
从一开始，史密斯的著作就被广泛讨论，而其观点也得到了实证支持。经济学家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和戴维·罗默（David Romer）都证实，那些贸易更自由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而这不仅仅是从增长到贸易更自由化的反向因果关系。
那么，为何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战现在会得到如此多公众的支持呢？
这必定是源于自由贸易有时导致的就业不稳定，以及当一个人沦为失败者时所产生的不公正感。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受施舍。所以，美国的选民对“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口号产生共鸣，却对前总统奥巴马的“财富再分配”说法反应不佳。
政治学家约翰·鲁杰（John Ruggie）在1982年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是“内嵌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实现妥协”的结果。只有政府出手干预，稳定民众的经济生活，多边体系和低关税在政治上才有可能行得通。
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提供的证据，进一步支持了鲁杰的观点。利用来自125个国家的数据，并排除其他因素后，罗德里克发现各国的经济开放度与政府支出在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占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相对于其规模而言，更开放的经济体会在其国民的商品和服务上支出更多。可见高贸易国家都不是“小政府”国家，而是恰恰相反。
政府的消费总值，要比许多国家提供的临时失业保险或美国的贸易调整援助（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等政府计划重要得多。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允许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是因自由贸易而被外国人抢走饭碗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获得临时补偿。奥巴马希望能通过建立工资保险，来进一步扩大这类始于1962年贸易扩张法的援助。但即便是这个温和的提案也未能获得通过。
在我2003年的著作《新金融秩序》中，我主张由私人保险公司推出“生计保险”，它可以为长期的收入损失提供保障，并根据职业和培训来设定保费。虽然这类计划可以鼓励人们更多地承担职业风险，促进经济增长，但它们并未得到实施。
将保险原则应用于贸易风险是如此困难的一个原因是，如果政府为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生计风险提供保险，这个做法看起来就像是重新分配。这个情况会因以低关税维持自由贸易可能带来长期的风险，而显得尤为突出。随着钢铁厂因面对外国竞争而倒闭，美国的钢铁业工人看起来可能会永久性失业。因此，很难想象政府会连续几十年为失业工人提供补贴。
今天的问题是，随着全球化日益加剧明显成为一种永久性的新状况，以及各国内部不平等现象的扩大，人们往往会觉得自身的长期经济形势正变得越来越严峻。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既可以在面对全球市场的风险时，为人们提供保障，而又不会贬低他们。
幸运的是，由政府实施，而对社会失败者来说，又不像是施舍的实物再分配，这样的先例有很多。当政府将税款用于普及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时，许多人不会将之视为再分配，因为这是提供给所有人的服务，而接受它们似乎是一种爱国多过于卑贱的行为。只要大多数人都使用政府学校和医生的服务，再分配就不会像是施舍。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让政府通过补贴私人生计保险，来帮助弥补因对外贸易而失去工作的成本。相互竞争并受到适当监管的私人保险公司，在成功地管理自由贸易给个人带来的风险方面，可能会发挥出更多的企业创造力。
特朗普的贸易战是一场国际悲剧。不过，如果它最终提醒我们自由贸易给人们带来的风险，以及我们是否改善了本身的保险机制来帮助他们，那么它可能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作者Robert J. Shiller是2013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与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合著《钓愚：操纵与欺诈的经济学》（Phishing for Phools: The Economics of Manipulation and Decep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