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天的专题《港越收越紧 新原地踏步：尊子林增如对谈港新政治漫画生态》，找了20年前在新加坡“惹事”的香港政治漫画家尊子，同本地木刻、漫画史研究学者林增如对话。
在与尊子见面以前，心情是有点忐忑的。这个20年前“胆敢”用政治漫画绘画我国领袖的香港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这样的人大概挺悍的吧。
意想不到，尊子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虽然眉宇间的专注力和穿透力高于常人，但是整个态度是和善开放的。
做了采访后，我给郭建超打了电话。他当时是新加坡美术馆的馆长，被看做是决定把尊子的作品从美术馆展厅墙面上拆下来的人。
10年以前，我们曾经在新加坡美术馆共事，一起做过多个展览和项目，因此对彼此的认识和基本信任是有的。
郭建超一听到我要找他谈论的事，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你为什么不在两天前我主讲的“新加坡美术馆历史分享”活动中，当众问这个问题。我已经好久都想要公开讨论这件事。”
他语重心长地说，事件是压在他心底的一块巨石。
谈开来以后，郭建超也担心舆论的压力，无法理解他当时的做法，也无法理解他今天说艺术家不应该自我审查的理念。它们似乎是相互矛盾的。
但是我告诉他，你已经解释了你的处境，也交代了你的信仰，这就足够了。
我并不想通过一篇文章来说对错的问题，只想让大家看到，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都有他的背景。就像尊子有他成长的香港的背景和时代，有他那一代香港人的抱负和理想，有他们的胆识和“妄为”。同样的，新加坡成长的一代人，也有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时代。
写完采访以后，我从字里行间看到两地人很大的不同。到头来，我们还是相对畏首畏尾的。我记得旅居上海的印度尼西亚收藏家余德耀每次碰到我就会说：“你怎么还在新加坡。这里就懂得小打小闹，搞不出花样。”
有趣的是，新闻室也因这篇文章起了一场小辩论。
有的同事阅毕觉得，当年的尊子是刻意找新加坡的“茬”。但是我在这一点上看到了一百种可能。
就像郭建超讲的那样，“自我审查是大问题。”尊子受邀来新加坡做一个艺术驻留计划，一个月后创作了这件作品。当主办方邀请一位政治漫画家来做艺术驻留，你认为他会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呢？难道我们在邀请对方以前，要告诉他，拜托你自我审查吗？
如果尊子当年创作一件不痛不痒、可爱美丽的作品，是不是就符合了美术馆的要求了呢？
至于作品被拆就马上给香港传媒打电话，我想这是任何一个略微有一点新闻敏感度的新闻工作者都会做的事。如果不做，在香港传媒眼里，这个新闻工作者就干脆回家睡觉算了。更何况尊子说，政治漫画家和记者很多方面是一样的。更何况，他太太就是记者。
我们总是只能用我们的眼睛去看到事情的一个面。
整个采访中，我最喜欢尊子说的一句话是：“政治的定义是谁定的？每一个普通的人都能够愉快地生活，并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很大的politics。比坐在冷气房里面“严肃”更重要。每一个人能够在同等的平台上表达看法，可以笑可以哭，是很严肃的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政治只能是一部分人要保持他们的面子，这个不是政治。这个根本就是愚蠢。”
我最喜欢郭建超说的一句话是：“艺术必须开放，新加坡必须开放。我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只能说大家必须多谈问题、多思考。艺术在这方面一直做贡献，但走得太慢。自我审查是大问题。当艺术家限制自己的感受与批判表达，一个地方设施再好、活动再频繁都无济于事，我们已经在事前就失去最好的艺术。”
所以在信仰上，他们两个人并不矛盾。开放的态度与平等的对待，都是他们的信仰。只是，处在一个制度与框架里的时候，他们能量的方向是对冲的。
他们无可避免地，共同制造了“尊子事件”；无可避免地，耿耿于怀20年。
最后我从那个讨论里，看到的更多是林增如和郭建超对我国文化社会发展的愿景。他们都是文化工作者，也是教育工作者。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能力范围内一点一点的努力，“小打小闹”，也能够一步步靠近我们共同的期望。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
新闻中心高级执行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