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
自从四年前创立了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之后，“什么是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就成了一个难以说清楚的时代命题，我们有时不得已说，“新加坡历史短浅，具有各族特色的文化还有待时间去发展去形成。”一说到文化，我们常感底气不足，甚至妄自菲薄。
上个星期日（9月2日）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一场文化座谈会，四位讲者从不同的领域审视了新加坡的文化内涵。其中一个特点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原乡”。新加坡的华族舞蹈、戏曲、华乐皆源自中国，文学更不用说。
不同文化领域在其原乡也因应时代变化而有所演变，而南来的不同艺术与文化也因为融入了地方色彩，而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为座谈会作总结的郭振羽教授说：“我们都有一个文化的原乡，在新加坡经过很长时间继续演化吸收更多元素，包括热带岛屿都市形态，自然发展出特色。一方面是传统的继承，一方面是创新。走的路是从传统到创新，从原乡到新土，从多元而跨界。”
不同领域的艺术和文化在原乡和海外各有所保留，各有所发展，因此，我们的“新加坡华族文化”定义已在不知不觉形成中。在某个程度上来说，原乡所失去的却可以在南洋找到，这也许就是座谈会主持人之一的朱添寿，在开场白时候所说的“礼失而求诸野”。
在这个主题为“落地生根——新加坡艺术回顾与前瞻”座谈会上四位主讲者，从舞蹈领域的蔡适吉、华乐界的何伟山、本地著名粤剧演员朱振声，到作家和学者王润华博士，对本身的领域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到一些令人惊奇的元素。
在美国受过舞蹈艺术表演教育的蔡适吉最年轻，却是非常强调传统与儒家的人文。她认为应该通过学舞学到品格教育，礼仪训练。其母舞蹈家严众莲以前因为看到马来族和印度族的舞蹈团体都有自己的一套礼仪，她自己的聚舞坊却没有，惊觉自己的不足，因而制定团体内的礼仪规矩，提醒学生注意辈分。
对于舞蹈，不论是古典舞、民间舞，蔡适吉都不注重归类。在美国受舞蹈艺术教育，她却深深觉得不能一味追寻西方，到了西方更加珍惜东方的文化传承。“要让传统活在当下”，这句话出自一个推动舞蹈艺术的年轻艺术家之口，听起来还挺新鲜。
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何伟山所回顾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本地华乐发展道路，充满着惊奇与惊喜。他说上海民乐团在1952年成立，而新加坡在1954年便举行了第一场华乐演出，起步并不比原乡迟。60年代电视台的“斗歌竞艺”比赛，掀起了华乐的风潮。从60年代到90年代，本地华乐进入蓬勃发展期。从陶融华乐队、中央文化局华乐队、泉声华乐团、国家剧场华乐团、电台华乐团、狮城华乐团，至1996年新加坡华乐团的成立，当时的副总理李显龙任乐团赞助人，至2004年李显龙接任总理时，他还特地发文告说他仍会继续当乐团赞助人，表达他对华族文化的坚定支持。
直到今天，新加坡存在200多支华乐团，其中150多个在学校，其他为室内乐队和器乐乐队，其中好几支属半职业团体。2014年新加坡华乐总会应运而生，建国以来的华乐生机勃勃，简直是新加坡文化上的一个奇迹。
新加坡华乐团既要发展成“人民的乐团”，又要在国际上继续奏响新加坡的声誉，让外国人以及华乐的“原乡人”感受到新加坡特色的华乐，继续巩固一个广而深的本地人才基础才是成功关键。何伟山强调“促进生态、创新提升”，也应是整个新加坡文化界的期望与努力方向。
与华乐团相比，本地戏曲的发展面对的是时代瓶颈。本地粤剧界的著名演员朱振邦对本地方言戏曲的回顾，显示出本地地方戏曲曾经有过的风光日子，是拜旧时代和旧社会环境所赐。如他所言，目前会馆的业余戏曲演出，表面上生机勃勃，却是暗藏隐忧。地方戏曲界今天面对的挑战除了资金之外，便是如何通过教育，提升国人对地方戏曲的欣赏和接受度。
新山南方大学学院副校长王润华教授从历史的高度，谈新华文学的“凤凰涅磐”，也从文化的广度来强调国家文学应由四种语文构成，重写多元的新华文学史。他认为，新华文学应推溯到15世纪明代的文言文。他感叹许多跟新加坡结缘过的“国宝级”和优秀作家，在新加坡文坛上受到了忽略，如郁达夫、老舍、杜运燮、潘受、刘延陵……等等。
事实上，本地文坛近二十年来已在做有如“抢救文物”的工作，为过去的年代，因政治、因身份，或是其他因素而受到忽略的新华作家（包括建国前的马华作家）重新归队。如新闻工作者朱成发2004年出版的《红潮》，给50年代和60年代的新马左派作家，和那个受原乡的文化大革命影响的本地华文文坛，作了很好的记录和中肯的评价。
青壮时南来，落地生根而终老于斯的“五四遗老”，诗人刘延陵作品最终在新加坡完成本土化过程。他的生平在《南来作家研究资料》（骆明主编）有约略提及，而我国著名作家周维介和潘正镭两人，在2011年出版了刘延陵新加坡作品选集《折柳南来的诗人》，对他的生平和作品作了广泛的介绍和深入的评价，书中也反映了他们收罗有关刘延陵生平资料的艰辛过程。
刘延陵28岁时，曾经和朱自清、叶圣陶合编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本新诗《诗》（1922年出版）。他的成名作短诗《水手》就发表在《诗》的创刊号上。到了他晚年的1987年，也就是他在新加坡安家多年后，时年93还为《水手》略作文字修饰（月在天上/船在海上/他两只手捧住面孔/躲在摆舵的黑暗地方/他怕见月儿眨眼/海儿掀浪/引他看水天接处的故乡/但他却忽然看见/石榴花开得鲜明的井旁/那人儿正架竹竿/晒她的青布衣裳）。他对年轻时的才思奔放毫不眷恋，仅对《水手》情有钟爱。
1937年被《星洲日报》招聘，他先后在吉隆坡和新加坡当过翻译和记者，与郁达夫同事。他也曾经担任过《马华日报》《光华日报》的主编和《光明日报》的主笔。新加坡沦陷后，他侥幸地避过大检证，在街上卖纸花和香烟为生。战后1947年末，刘延陵回到报社，后来也先后在义安学院和南洋大学担任过讲师。60年代，在教育出版社任华文教科书编辑。
读《折柳》一书中周、潘两位主编和张曦娜等几位作家的文章，叫人感叹这位天才诗人在新加坡的大半生“大隐于市”，云淡风轻，低调地做一个规规矩矩的文人，却给新加坡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潘正镭说他“终其天年而不夭伤”， 张曦娜说他“蜻蜓点水，了无痕迹”，周维介说这位五四新文学初期的耀眼新星“，竟悄悄落户文学水草相对稀疏的新加坡，像园圃里意外添加了异卉奇葩”，给他在本地文学的历史地位作了很好的摆正。
马华文学史上创作第一部现实主义中篇小说《峇峇与娘惹》的作家丘士珍（1905年-1993年）来自福建厦门，1929年因避难来到了新加坡，他的诗歌、散文、戏剧和评论散见于当时的报章。沦陷后他参与马来亚抗日军，战后被英殖民地政府遣送回国，后来在福建龙岩市教书。
本地作家洛明在90年代为了收集更多有关这位本土文坛先驱人物的个人资料，多次尝试联络他的后人不果。最后一次终于在厦门见到他的孙子，却只听他这么追忆其先人：“去南洋时拎着一个藤箱子，回来时多了一对手铐。”他的命运是那个时代的写照，多少南来文人就这样断了他们与新、马的文化香火。
新加坡“世界华人文化交流会”主办的这场文化与艺术讲座，开启了一扇窗口，让人看到另一幅更为真实而多元，波澜壮阔的新加坡文化与艺术场景。
以前的一个笼统说法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南来的中国移民，是落难逃荒，没有受教育，缺乏素质的“猪仔”，但是这一席讲座听后，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是，无论是从表演艺术（包括舞蹈、戏曲和华乐），或是华文文学的源头活水，竟是由为数众多因种种因素南来的文化人、艺术家所带来的。
可惜的是许多人被有意或是无意地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或是被人遗忘，或是失去身份，要重新书写新加坡的国家文化，华族文化便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功课。正如黄润华教授所说：“我们的作家如文物需要重新定位与认识和加以保护，让他们成为国家与人类的文化遗产。”在更加注重新加坡华族文化的今天，这样的时代呼唤来得正是时候，而我们要“重新定位与认识并加以保护”的不只是华文文学而已。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事实上，本地文坛近二十年来已在做有如“抢救文物”的工作，为过去的年代，因政治、因身份，或是其他因素而受到忽略的新华作家（包括建国前的马华作家）重新归队。如新闻工作者朱成发2004年出版的《红潮》，给50年代和60年代的新马左派作家，和那个受原乡的文化大革命影响的本地华文文坛，作了很好的记录和中肯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