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的领海争端与航空管理权问题仍然处于胶着状态。马来西亚外长赛富丁与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的会晤，据报道是“交谈甚欢，彼此称兄道弟，赛富丁还强调两国关系良好”。很显然，赛富丁是在极力营造融洽气氛，但隐藏着的却是暗流汹涌。
果然，柔佛州务大臣奥斯曼沙比安随即乘船进入大士海域，登上非法停泊在新加坡水域的马国浮标船，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说：“你说是兄弟般友好，还要先问过我。”
区区州务大臣，何以敢如此嚣张搅局？明眼人一眼看穿，他是仗着某人的权势。仗谁的权势？当然是首相马哈迪。此君原是巫统人马，在509大选前跳槽加入土著团结党，希望联盟胜选后，被选中出任柔州大臣，当然对马哈迪忠诚。他常常对马哈迪说“up to you”（意即由你决定），此次出海巡视，便宣称得到马哈迪的“非正式许可”。
如此说来，想要在此次争端中排除“马哈迪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把新马争端都归咎于马哈迪，也似乎有欠客观。
让我们来翻一翻历史吧。从1965年新马分家起，马国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就称新加坡是被“逐出马来西亚”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新马是在互相怨恨与仇视中分离的”。
新马分家后，关系风云变幻，渡过互相戒备与猜疑的日子。相对于其他几位首相（依序是东姑阿都拉曼、敦拉萨、胡先翁），马哈迪掌权的1980年代，是新马关系改善的10年。马哈迪愿意与新加坡建立公正、平等的关系，并要求马国官员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立即回应马国的积极信号。1982年，时任总理李光耀访马，表示“新马的互相依赖关系比其他国家更密切”。随后，越来越多马国官员来新加坡考察，两国在旅游、能源、军事合作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然而，两国风波再起，是基于三大事件。一是1986年，以色列时任总统赫尔佐克到访新加坡，引起东南亚穆斯林的激烈反应。二是身处新加坡的马来人地位问题，被质疑新加坡空军中何以没有马来人？当时任国防部第二部长的李显龙回答：“加入新加坡空军要守卫国家，我们不想让任何一位战士在战场上陷入爱国情感与宗教信仰的矛盾之中。”这回答触怒了马国的马来人。三是新加坡宣布，准备为美军提供军事设施。
紧接着是1997年的金融风暴，马国当时的经济受创比较大，新加坡则受打击相对较小，马国认为新加坡在金融风暴中是独善其身，“见死不救”，于是各种怨言、口诛笔伐的现象出现在政府、媒体与民众之中。
平心而论，马哈迪掌权期间，两国关系有较平静安稳的前10年；后10年则是恢复到对抗、戒备、猜疑的“冷战时代”。
从历史上来看，马哈迪与新加坡交往22年，从改善两国关系到翻脸相向，不难总结出：“他的改善关系，其实是策略需要。他的大马来人主义（可参考他的著作《马来人的困境》）才是根本。”从中，我们不难理出这次“两国争端”的马哈迪因素。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