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威胁”似乎无处不在。人们大多以贬损性词语形容它，这个意识形态现在已等同于仇外心理、民粹主义、极权主义和反自由主义。去年1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指责过度的民族主义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并警告说“旧恶魔”有可能重新带来“混乱和死亡”。
出于这样的言辞，人们很容易认为，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都应该被扔入历史的垃圾桶。就连知识分子也失去了就民族主义的利弊展开细致辩论的能力。但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诺厄·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的近著，为我们提供了纠正这一失衡的机会。
在《21世纪的21个教训》（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哈拉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民族主义能否解决全球化世界的问题，“或者还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放纵，可能使人类和整个生物圈陷入灾难？”哈拉里的回答并不令人惊讶；他以一连串的生态、核和科技挑战作为自己的讨论框架，从而得出民族主义必然导致冲突和灾难的结论。
但是，哈拉里的分析偏向于全球性问题。肮脏的空气可以跨境流动，核战争会影响整个地球，人工智能也在改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但对于民族主义，还有另一种思路：从必须在地方和国家层面解决的挑战出发考虑，比如经济不平等、政治不稳定、社会分裂和治理不善。如果哈拉里从更加狭义的问题出发，他对民族主义的看法可能会截然不同。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观察到，民族国家促进了“社会国家”（social state）的发展：加强平等、改善生活质量的服务体系。对于任何像我一样，认为社会、经济和政治挑战急需解决方案的人来说，重新唤起民族情绪，以确保服务于“社会国家”的社会凝聚力，是合理的做法。
但即使我们接受哈拉里所提出的问题清单，他的结论也仍然是草率的。比如，一名面临生态或核灾难的领导人，很有可能因此而降低对国内社会问题的关注，但有效的全球合作有赖于强大的个别国家。在全球机构的有效性从未受到如此大的质疑的今天，更是如此。
哈拉里在一点上显然是正确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面对全球挑战。但如果认为个别国家已变得多余，那将是错误的。国家没有强大到足以发挥全球影响力，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有其他政治实体可以取代它们。
公平地说，哈拉里确实承认民族主义在治理中的作用。例如，他写道，认为不存在民族主义的世界，能够自动实现和平与自由是错误的。相反，这样的世界可能陷入“部落混战”。哈拉里将瑞典、德国和瑞士等“具有强烈民族感”的稳定和成功的民主国家，与阿富汗、索马里和民主刚果等“缺乏强大民族联系的国家”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民族主义是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以推论，放弃民族主义太危险了。
和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一样，民族主义也有很多面，有的丑陋，有的美丽。野蛮的反全球主义就是一个显例。信奉这种民族主义的国家会挑起不必要的冲突，破坏跨国合作的可能性。但是，更好地平衡地方和全球的其他形式的民族主义则是有益的，值得肯定。民族主义不仅可以有助于强化运转良好的国家；它还能作为凝聚政府措施，解决地方性社会挑战、遏制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照顾落后社会群体的工具。因此，民族主义不能放弃，而应该利用其有益的一面来重建社会国家。
当然，批评人士谴责沙文主义和仇恨是正确的。但简单地拒绝民族主义也是轻率的。知识分子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提出能够帮助各国政府在国家、区域和全球承诺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论点。
作者Yael（Yuli）Tamir是以色列前教育部长和移民安置部长，现为申卡尔（Shenkar）学院校长、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兼任教授，著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和《为何民族主义》（Why Nationalism）。
英文原题：In Defense of Nationalism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