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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和中国人近现代意识觉醒的起点，是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开端，所以也被称作“新文化运动”，即中华民族开始认真思考探索什么是现代国家，什么是现代人，与传统国家和人群的主要区别为何？所得出的结论堪称石破惊天，振聋发聩：民主和科学，才是现代国家结构和现代人素质的基本构成。


五四精神之所以石破惊天，振聋发聩，是因为中华文化传统基因和血脉中，最匮乏的就是民主和科学，当然也缺乏“法治”这一重大基因。“五四精神”一开始没有突出“法治”，是因为粗看上去，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似乎并不乏“法家”和“法制”传统，但仔细推敲起来，与现代“法治”内涵和精神却不是一回事。


现代化的“法治”，是在民主和科学的轨道上制订、修正、实施、运作，其特点是公开、透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权威至高无上。而中国古典阶段譬如商鞅和秦始皇时代的所谓“法制”，显然不在此例，只不过是虚以“法制”名义的专制而已。


“五四精神”起初没有强调“法治”，也是身处漫长专制文化的社会和人群，对自由民主异常渴望的表现。但民主自由不等于民粹和无政府，健康的民主必定与法治同行，即确保民主社会和政治在正常理性的区间运行，不会失控于极端状态。


民主、科学和法治“三位一体”在中国一直命运多舛，过往100年的风雨坎坷就是充分证明。对“风雨坎坷”当然也不乏辩解，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是民主、科学和法治不适合中国国情，全面现代化的鞋不见得适合中国人的脚。


这种辩解给人的印象是：民主、科学和法治是外来套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不合适不顺畅，那就算了，还是走老祖宗所熟悉的路数为妥。


这其中的最大误区，就是片面讲民主、科学和法治如何不适合中国，但却忽视了中国必须花大气力去探索适应民主、科学和法治这一重大课题。即任何文明和文化的交流、借鉴和接纳，其走向更多是以先进性强弱为主导，结果必然是后进向先进适应转型，而绝非相反。


譬如西装从诞生之日起，为原先习惯穿长袍马褂的中国人更改过吗？没有。也就是说最后不是西装适应了中国人，而是中国人适应了西装。这其中当然可以有折中版本，譬如中山装。但西装确是以基本不变的风格，为现代中国人所适应接受。


再就是马车换汽车，有因为马车夫对汽车驾驶技术和机械特点难以掌握，所以汽车无法替代马车这么一说吗？没有。结果表明还是马车夫去主动适应学习了汽车驾驶，转成了汽车司机。


回顾过去100年，不可否认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和政治力量曾有过对民主、科学和法治的尝试和追求，但又大都浅尝辄止，不求甚解，逢难而退。“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发展须锲而不舍，是一个多元协调综合的运作系统，其基本要素必须经常不断地调整优化，维护监督，升级换代。


那些把民主政治想象成“天上掉馅饼”似的现成大餐，只要照葫芦画瓢就能一夜间得以实现的童话，无疑是简单幼稚的；与此同时，把由于民主法治实践不够深入广泛，启蒙教育落后，传统阻力强大等而导致的困难和挫折，归结于“民主、科学和法治不适合中国国情”，更是片面和误导。


100年来的中国历史充分证明，提倡和践行民主、科学与法治，国家民族就发展进步，否则就倒退甚至灾难。相对于3000年传统文化积淀，过去的100年只是历史瞬间，但却又是推动“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瞬间。这既让人们对历史的深重惯性，和变革的艰难有清醒认知，又对前途与未来抱有充分的信心和希望。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