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新加坡调解公约》正式签署，中国和美国作为首批签字国加入该公约。在当前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以及中美贸易战升级的背景下，该公约的通过犹如一缕清风，让世人看到多边主义和培育全球共同领导力（global shared leadership）的曙光。
传统上，跨国贸易纠纷出现后，一般通过诉讼和仲裁方式寻求解决。尽管这种方式具有判决结果明晰，以及判决带有强制执行力的好处，但也存在很多局限性。
首先，跨国纠纷的诉讼和仲裁往往伴随冗长的司法程序。这意味着大量的司法和经济资源投入，客观上会让企业因为担心跨国纠纷引发的隐形成本，而挫伤参与跨国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第二，诉讼和仲裁的办法，在原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时代比较可行，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全球经济格局改变，新出现的跨国经济纠纷已经、且将更多地出现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这让单纯延续原有诉诸司法判决的解决方式变得不可持续。
第三，新兴经济体在文化上往往更加重视商业关系的维持，对诉讼仲裁的零和处理方式不习惯。
从本质上来说，《新加坡调解公约》体现了全球经济结构中力量对比重大变化的结果，以及相应治理机制必须升级换代的客观要求。该公约可以看成是国际经济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重要体现。
尽管美国目前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抬头令世人担忧，但此次公约得以实现，美国的作用非常关键。据《金融时报》报道，该公约最初于2014年由美国提出建议，开始磋商进程，主要考虑到调解作为一种解决跨国贸易纠纷的新方式，更加快速和廉价，并且成为今后被广泛认同的国际标准，这将提升经济主体参与全球经济的信心和动力。美国也是这次公约的首批签字国之一。
在跨国贸易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历史上，美国曾经主导1958年《纽约仲裁公约》的签署，该公约也在之后很长时间里，成为国际仲裁的基本机制。在当时美国在全球经济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可以说美国是基于霸权基础发挥了关键的国际领导力。
这一次，《新加坡调解公约》最初由美国提出建议，是基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现实，在磋商过程中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牵头，并且与其他国家紧密合作。《新加坡调解公约》体现了多边主义的精神，并且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得到强化的重要努力。这是美国国际领导力朝多边主义促进共识形成良性转型的体现。
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公约的磋商，也是首批签字国之一。对中国来说，进一步全面对外开放和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构想的具体实践，跨国经济贸易纠纷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会有很大的变化。随着跨国经济纠纷的增加，中国解决纠纷的能力建设必须加强，并进一步与世界接轨。这意味着国内相关机制建设和对外合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需要质的提高。
参加《新加坡调解公约》首先有助于中国在解决跨国贸易纠纷上加快法制化建设进程，大量的具体实践经验积累，可以让中国作为法治国家的形象进一步提高，反过来可以促进进一步开放和发展。
第二，中美两国共同参与了公约磋商，支持联合国相关机构的中心作用，并同时成为首批签字国。这向世界发出了中美两国共同支持多边主义的明确信号，展示了中美两国引领培育全球共同领导力，和推动国际机制升级的努力。这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具有示范效应，不仅可以增强各国对公约今后有效性的信心，也有助于世界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升级感到有希望。
第三，公约谈判和缔结过程中，新加坡等也发挥了重要中间作用。正如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后第一次部长会议在新加坡举行相似，新加坡为国际机制升级发挥了谈判和议程设置便利化的领导力（facilitating leadership）。新的国际秩序需要新型全球领导力，各国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努力培育全球共同领导力是大势所趋，《新加坡调解公约》是朝这个正确方向迈出的坚实一步。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