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和平崛起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崛起大国总体上被主要国家容纳和接受，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有了这种认同，就有可能避免陷入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现代史上唯一的一次世界霸权和平交接，发生在英美这两个一脉相承的国家之间，这不是偶然的。


中国要和平崛起，就不能过分强调“中国特色”，而要多讲讲与主流国家之间相同和相通处。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又大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有了用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的嫌疑。美国的几个对华政策报告，就是由此引出“中国威胁”和必须遏制中国的结论的。


近些年来，资本主义危机频频，选举民主暴露出许多弊端，非体制性的抗议和政治运动异军突起。以美国为例，这是一个充满不满和愤怒的地方：年轻人觉得没有前途，中产阶层收缩，蓝领工人阶级大规模失业；破产、破败的城市和社区，贫富两极化，种族冲突，社会正义缺失等。


这些是左翼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右翼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社会基础。占领华尔街、黄背心运动、阿拉伯之春、美国最近的反种族主义暴力抗议和右翼势力的反抗议、香港连绵一年多的暴力示威等，在根本层面上都是资本主义下的民生问题。而社会主义的最大吸引力，就是它对民生问题的专注。


于是，我们似乎看到资本主义穷途末路，社会主义潮头再起。中共深受鼓舞，认为历史在自己一边，重新引领世界潮流的机会终于来了，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不过，这里有两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造成了西方许多国家的困难和中国的强势崛起。全球化意味着财富在各阶层和各区域之间的再分配；中国是这个过程的赢家，而西方的工薪阶层和国家往往是输家。


从福利制度上来看，近20年来得益于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大大强化了社会保障网络的建设，福利水平不断提高；而西方国家普遍面临预算削减和社会保障的入不敷出。中国在用加法而西方国家在用减法，社会心理效果自然不一样。加减法是因为起点不一样，随着水平的提高，中国也须准备作减法的那一天。到时，中国也许不得不面对和现在西方类似的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体有什么优势，中共不甚了了，只得泛泛解释为“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领导怎么保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如何消灭剥削，实行财富共享或共同富裕，仍是个悬而未解的大课题。换言之，有可能是全球化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成就了中国的崛起，至少须要加以区分。


第二个误区涉及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从长远历史观点来看，也许没有错；但从长远历史观来看，苏联搞社会主义也没有错。苏联的领导人同样认为历史在他们那一边，但苏联、东欧和蒙古的社会主义一夜间就灰飞烟灭了。这同执政的共产党党员和干部的信仰强弱毫无关系，根源还在这个制度本身的一些致命弊端。


中国的成就建立在改革计划经济旧模式的基础上。改革后的混合制度有巨大的优越性，它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奇迹，政治稳定，决策和行政都非常有效率，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它有能力搞长远规划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适应性和调节能力强，在扶贫救灾等方面效果卓著等等。


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不认同中国


世界很明显已进入一个动荡时期，在各国应对上，中国很可能长期一枝独秀。中共的失误是没能以一个崭新的形象，来向世界展示改革后的社会主义，因而未能有效地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势力，以及那些内生的社会主义要求、思潮和情绪接轨，融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相反，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一点也不认同中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他们那里激起的想象，仍然是僵化的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时代穷困而动荡的社会主义。同西方主流社会一样，他们也认定这个体制造成了广泛的压迫和剥削，缺少基本人权保障，造成了成百上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在他们心目中，这种模式已进入历史垃圾堆。同主流社会一样，他们也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自由、民主、公平和正义事业的威胁，甚至支持对中国打冷战。美国民主党的激进左派领军人物如桑德斯、沃伦、佩洛西等都是对华强硬派。于是，中共非但没有引领社会主义潮流，反而陷入新冷战的被动挨打地位。


这对中共很不公平。现在的中国同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天壤之别，不仅仅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在人身、财产保护，创业、择业、迁徙、旅游（包括每年多达1亿5000万人次的出国游）等方面的自由前所未有；言论、思想、宗教信仰、法治、人权等方面的水平大大提高，远非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能比。


老百姓有足够的空间和自由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且生活丰富多彩。他们认为这个制度足够好，至少比以前好得多。国内外的民调一致显示出民众对政府的高支持率，这同西方政客强加给中国的恶名和污名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认知上的巨大差距，究其原因是中共自己没有重新定义好新的自我，于是被“敌对势力”和不明真相的“老外”定义了。这里未必全是恶意，也有认知方面的问题。


世界形势已大大改变，但意识形态仍基本停留在后冷战时代初期的自由主义霸权之下。世界急需一个合适的新理论和意识形态，来理解和分析这个巨变的时代，这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个窗口期。不过，世界要的不是回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东欧国家、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愿意回归斯大林模式，包括俄罗斯。


毛泽东思想在精神上对中国和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左派激进势力仍有鼓舞，但在西方主流社会毫无吸引力；作为一种经济社会模式或理想，它同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所以在中国也很难复辟。


要把握住这个窗口，中共的当务之急是重新塑造社会主义的形象。毋庸置疑，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而西方实行的是资本主义，但两者仍有许多共同处可以强调，比如都是市场主导经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政策、社会保障、治理和法律制度等都很相似。与其强调“中国特色”，不如直呼“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在增强，而市场经济为全世界熟悉、接受和认同。对中共更具挑战性的，是同旧制度的局限和弊端彻底切割。


然而，中共却在向旧传统回归。现在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于是爱屋及乌，被抛弃的旧模式和旧传统又成了香饽饽，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疼。


中国模式是从苏联模式脱胎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从毛泽东时代脱胎而来的。中共要继承后者的精神和“初心”可以理解，但如果不经过一番深刻反思和检讨，就容易将旧制度的局限、弊端和在国际上的污名，一股脑都继承下来，包括个人崇拜、特权阶级、权力的傲慢和任性、僵化的体制、洗脑、压制个性和自由、随意剥夺人权等等。这些不光在西方，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得到认同和接受。


总之，一方面要赋予社会主义以崭新面貌，强调与主流国家相似、相通、相同之处，以扩大公约数和相互认同；另一方面要同旧制度的弊病作彻底切割，以全面提高自己，杜绝妖魔化和污名化的由头，减少对抗，跳出新冷战的陷阱。只有两方面都做到，才有望实现和平崛起。


当前，可以说中国的崛起赶上了天时（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推动下的经济社会和世界格局的巨变）、地利（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转移）和对内的人和（总体上老百姓安居乐业和政府高支持度），但在对外的人和上还缺火候，把握不好也会栽跟头，犯颠覆性错误。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