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士升（1907年至1973年）是新加坡早期的报人和作家。他曾任《南洋商报》的主笔和总编辑。除了撰写社评，连士升也著有专栏和传记文学等。其专栏《海滨寄简》在新马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21世纪的新加坡来说，连士升的作品还“用得着”吗？我想，还是用得着的。
杜拉克（Peter Drucker）在1999年出版的《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一书中指出，富裕和发达的国家生育率和人口下降，但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的人口却与日俱增。这将出现有成千上万的人，渴望到发达国家找寻机会的状况。这是个无法长期避免的事实。
但因文化、宗教及信仰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大规模移民最易挑起人们情绪的问题。
尽管发达国家需要这些移民、这些新的血液，杜拉克在书中预言，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发达国家将不会有稳定的政治格局或强有力的政府。
英国脱欧、美国总统选举的政治乱象，及欧洲各国极右派势力的抬头，似乎都肯定了杜拉克的预测。
新加坡会有类似的命运吗？《海峡时报》总编辑费南德斯（Warren Fernandez）最近撰文指出，“脱欧现象”将不仅限于英国，亚洲各国也应吸取教训，提高警惕。
面对这重重困难，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个人认为，一件我们可以做的事，就是在精神上做准备。这也就是多了解他人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促进文化交流。
连士升本人的精神风格及其作品，在这方面可供我们很大的帮助。在《海滨寄简》的一篇书信里（《海滨寄简》这专栏其实是连士升在当时写给朋友、青年或儿女的书信），连士升这么写着：“我羡慕玄装，我崇拜玄装，我更以沟通文化，寻求世界和平自命……我认真注意印度的国魂，是从我到了新加坡后才开始。这12年来，我一有机会，便研读甘地、泰戈尔、尼赫鲁、普拉萨、拉达屈里斯特南、潘迪迦等人的著作，以及时人关于他们的记载。前年到印度跑了一趟，在新德里的甘地火葬场低徊留连了一两个钟头，由衷地向他的英灵致最大的敬礼。但我仍万感交集，自愧不在他的生前，亲自跑到印度，给他做个学徒，假如他真是愿意收留我。”
这就是连士升的精神。他用了十多年工作余暇的时间，撰写了甘地、尼赫鲁和泰戈尔的传记。这对沟通文化，让世人对印度有更大的了解，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海滨寄简》里也经常提及中华文化。里边就有这么一段话：“我们承认，历史的悠久，并不等于文化的高明，但是六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本着虚怀若谷的美德，不但能够吸收国内各民族的优点，而且能够同化外来各族的特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做个大国，人口众多不足恃，版图广大不足恃，历史悠久不足恃，最重要的就是这种融会贯通，兼收并蓄的精神。”
翻阅《海滨寄简》可以让我们对中华文化有更深的认识。这当然对促进文化交流有很大的益处。
连士升也在1958年一篇鼓励巫华文化交流的书信里写道：“真正聪明的人，不但要认识自己，而且要了解别人……到了文化交流成为普遍的风气后，人家如要挑拨离间，将徒劳无功。”
在他的书中，杜拉克也说，许多新兴国家，因有受教育、有教养的人仍旧轻视或藐视体力劳动，造成他们无法手脑并用，掌握理论知识，又具有手工技能。这将导致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比美国逊色，落后美国几十年。
连士升在《海滨寄简》这么写道：“过去中国的文人，深中孟子的毒，以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为大家都想‘治人’，所以神圣的劳动被人当做贱役，一念之差，劳心者和劳力者俨然成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其实，任何劳心者必须劳力，任何劳力者也必须劳心。二者之间的差别，不是性质上的问题，仅是程度上的问题。”
这篇书信也是1958年写的。现在读起来，倒耐人寻味。
在2008年连士升铜像揭幕礼上，刘太格说：“（《海滨寄简》）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教导我们，事无大小，都要抓准观念，对任何事都要有正确的立场。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应该在思考‘我们在做什么’‘认识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应该做什么’。”
明年是《海滨寄简》发布60周年。在这里，我也很希望《海滨寄简》能“重出江湖”，在报章上重刊，助21世纪的新加坡做“真正聪明的人”。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