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新年前夕，伊朗发生的游行示威引发全球关注。不少评论直追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将这场游行示威与1979年的那场革命对接，认为世俗化的思想重新到来，年轻人挑战宗教化的运动将再度兴起。然而，笔者并不这么看，我们更认为其根源在经济而非政治。

虽然在游行中随历史远去的巴列维王朝被重新怀念，曾经的世俗化改革也重新成为诉求，但与这场游行示威运动关联更密切的，是伊朗几十年来经济改革的步履蹒跚。是改革的不成功，是生活水平的依然困窘，让人们走上街头，质疑这几十年间的伊斯兰革命真的富有成效吗？

总统鲁哈尼已经到了第二任期。如果说第一任期他可以靠着采取与前任总统内贾德不同的核政策，通过显得比内贾德更为温和而赢得更好的国际转圜空间，当伊朗核问题的热度已经有所减弱，鲁哈尼是不是应该将更多精力用于提振国内经济呢？事实也的确如此。

鲁哈尼在2017年5月竞选连任时，就打了经济牌，做出了提振经济、提高就业率的承诺。然而这一承诺在鲁哈尼连任之后，在很多民众看来并没有真正兑现。于是反对派政客在2017年底抓住时机激烈批评鲁哈尼政府，很多伊朗民众尤其是年轻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实现了多个城市的联动。甚至怀有积怨的民众将示威的口号，从指向鲁哈尼演变成了指向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这估计也是反对派政客始料未及的。

政府开始平定弹压，逮捕了数百人，并宣称这里面掺杂着国外反动势力的运作，或真或假。一旦开始指责外部势力，也就容易将多年来政府不成功的改革文过饰非了。人们为什么会将矛头指向具有神圣性的宗教领袖？这与哈梅内伊亲眼见证、亲身参与了20多年的不成功改革是有所关联的。

1989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两伊战争结束。这场战争造成伊朗的部分国家设施遭到破坏，劳动力资源严重流失，更由于出口能力下降、石油价格波动等因素，伊朗的收入水平也急剧下滑。面对这种情况，弥留之际的霍梅尼推动修改了伊朗的法律，在行政领域以总统制取代总理制，旨在强化政府职能，服务于重建国家的社会需要；改革被提上日程。

1989年担任总统的拉夫桑贾尼，其执政路线是政治上奉行精英治国，经济上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产业多元化，外交上主张与西方缓和关系。虽然改革大幕开启，但由于拉夫桑贾尼推行的改革路线，代表的是少数政治新贵的利益，因此伊朗经济虽有所发展，但没有走向国家全面繁荣，而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权贵借机“先富起来”。

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大搞裙带风，其家族成员及门徒在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中大肆攫取国家财富，公开参与一些有利可图的产业，并迅速变成伊朗富豪。比如，伊朗是全世界最大的开心果出口国，而总统家族就是伊朗最大的开心果经销商，伊朗有​一​种开心果的品牌就叫“拉夫桑贾尼”。

继拉夫桑贾尼之后，1997年上台的哈塔米在经济改革方面雄心勃勃。他主张进一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放松管制、加强与外部经济联系。但伊朗垄断企业大都属于高层官员或被其掌控，他们希望维持现状，拒绝放弃现有特权。哈塔米的经济改革措施举步维艰。

2005年内贾德总统上台。在外交上他对美国等欧美国家非常强硬、风格凌厉，在内政上他则大刀阔斧地致力于追求公平。公平有两种，一种是形式公平，一种是事实公平。从政策实践角度来看，形式公平更易操作，激起的不满和抵触也会比事实公平更少，因而内贾德选择的是形式公平路线。比如内贾德任期内曾经赶上国际油价暴涨，仅2007年到2008年伊朗的石油收入，就超过了哈塔米第一任期四年间石油收入的总和。

内贾德为了追求形式公平，将大量石油收入直接用于政府对民众的补贴，以兑现其作出的“将石油收入放到每个家庭餐桌上”的承诺。这种做法，一方面使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本从事更为宏阔的改革计划，另一方面直接补贴看似公平，却不仅没有改变贫富差距，反倒使少数富人享有的各项补贴更多。

到如今鲁哈尼的第二任期，经济改革多年仍​旧​成效寥寥。民众的愤怒直接的指涉对象是鲁哈尼，因为他是当下政府的代表。民众的愤怒更深远的指责对象是多年来政府的无能，甚至怀疑是现有政治体制的束缚。这一政治体制的代表人物当然是精神领袖哈梅内伊。

哈梅内伊从1994年底开始担任精神领袖至今，在一个个总统任期更迭之际，哈梅内伊自始至终是20多年间伊朗不成功改革的见证者和重要参与者。伊朗独特的政教合一、双元领袖体制，使总统的重要举措都需要与精神领袖沟通。换言之，精神领袖虽然是宗教领袖，但在世俗的行政权力运作上也是重要力量。

在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伊时代，二人关系较为融洽，改革也比较顺利，伊朗虽然有过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迹象，但权贵家族中饱私囊，也是在哈梅内伊亲自见证下祸根深种的。之后，哈梅内伊与总统哈塔米、内贾德、鲁哈尼之间或有融洽、或有隔阂，但哈梅内伊在整体策略上却一直是反对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也反对与美国和以色列发展关系。

这种指导性的战略方针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伊朗的经济改革必然是不全面的、不彻底的。伊朗游行示威的民众看到了这一点，才将舆论之矛在指向鲁哈尼之外，也指向了哈梅内伊。只是，这种游行示威毕竟不同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动员能力和​有​明确的目标指向。这更多的是出于对经济现状不满的反应，因而也就难以将其衡量成世俗化浪潮的卷土重来。

民众的愤怒直接的指涉对象是鲁哈尼，因为他是当下政府的代表。民众的愤怒更深远的指责对象是多年来政府的无能，甚至怀疑是现有政治体制的束缚，这一政治体制的代表人物当然是精神领袖哈梅内伊。

（作者王文奇是中国吉林大学副教授，霍丹彤是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