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的财政预算案以及上届大选之前，时任财政部长的尚达曼曾说，政府的财政情况良好，足以应付不断增加的国家开支直至2020年。

新加坡人在当时，至今也如此认为，在2020年之前，税基广阔的税项不会提高，是政府的承诺。

财政部长王瑞杰上星期一在发表今年的预算案时宣布，消费税会调高两个百分点，从7%增至9%，但这只会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实施，具体的时间则取决于届时的经济状况、开支增幅和现有税项的收入情况。

没有立即增加消费税，人民行动党遵守了对选民的承诺。

在说明种种的警讯后，今年就宣布调高消费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这无疑能够让商家提前为新的成本情况做好准备。企业的竞争力将会因为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及其生产的价格增加两个百分点而受影响。因此，企业更加有理由充分利用王瑞杰于2016年在他的首个预算案中所推出的，让企业重组以提高生产力及发展创新与增值活动的奖励措施。

消费税的调高除外，考虑到去年上调的水费、新征收的碳税、劳动市场紧缩和迫在眉睫的新加坡人口急速老化，情况将不再是一切如常。有了政府的支持，这为企业拥抱新科技和新市场以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王瑞杰也提到，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亚洲充满了机遇，企业可善加把握。不过，这并不一定能保证企业主可适应和生存；即使他们做到了，也未必会继续让本土受益。毕竟，政府推动了它们的转型，一旦它们将商业活动移至国外，就很难期望它们会作出配合，以确保在国内会有任何正面的溢出效应。

想想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费了多大的劲，才说服美国公司将财政资源重新投入国内，和为美国人制造就业机会吧。新加坡的区域化和国际化策略会不会形成深层次的风险呢？如果会，要如何处理？

另一点要注意的是，在本届政府任期宣布调高税基广阔的税项，然后在下一届政府任期实施，而中间又隔着一个全国大选，这可谓前所未有。

行动党领导人或得在下来几年说服选民，为何须要调高消费税：开支预料会增加，部分原因是为了照顾到人口老化的需求，而消费税是一个可预测和全面的对应方式；而王瑞杰所实行的“财政可持续性”原则是合理、明智和必需的。

这方面须做大量的劝说，而又不能对年长者造成附带损害。在国家财政困难的讨论中，这一群体被不公平地说成是问题的根源。

要不然，下届大选就可能出现“政治拍卖”（political auction）的不幸情况：行动党说，目前从国家储备金（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Net Investment Returns）提出50%的预期长期收益是正确的额度；X政党说，应该是60%；而Y政党则说，是70%。毕竟，其他政党会补充说，动用60%或70%意味着仍旧有收益拨入国库，确保本金得以增长。许多人也许会认为这将能避免上调消费税。

当然，我们可以预见到行动党的财政部长会解释说，即使是每年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预测的大小，都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就如股市在本月初的突然和剧烈变动），因此在规划未来的医疗保健、安全和基础设施的开支时，这不是一个合理和可靠的依据。但有谁愿意倾听或理解呢？

与如何为国家开支的增加提供资金有关，在历届大选都会出现的一个老问题是：费用。反对党会抨击在行动党的领导下，生活费节节攀升；而增税是必然的，但收入增加却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大选因此可能成为消费税上调的公投。

目前的民意又是如何？根据政策研究所于去年12月完成的调查，受访的2000名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对维持国家财政框架的宗旨有着不同的看法。对于使用国家储备金的回报，当中有许多人仍有待被说服——少过半数对此表示支持，尽管对调高税率的支持更少，但有更多人在这个动用储备的课题上却是持中立态度。

对于支付更高税款，而不是动用国家储备金来资助护老领域的更高社会开支，40%的受访者不同意为此调高税率，34%表示赞成，27%没有意见。

至于动用更多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来资助这一代国人的社会开支（这意味着为后代所保留的钱额将会减少），37%表示赞成，26%不同意，37%不置可否。

很显然的，在政治层面上，这一课题能决定成败。提前宣布调高消费税，可以让目前已在内阁的第四代领导人，在下届大选之前展现他们的政治才干。

大选沦为“政治拍卖”和生活费上升的老生常谈再次成为议题，这两种情况是不是能够避免呢？

如果全球和新加坡的经济享有非常好的增长，工资得以提高而选民感觉良好，上述问题将可迎刃而解。即使政府需要通过提高消费税来取得长期和可预测的财政收入，但由于商业环境利好，国内的私人领域成了会下金蛋的肥鹅，它们可能不会把消费税的上调当作一回事。对于人民来说，也会是如此。

另一解决的方法是，行动党开门见山地表明，它会和人民订立社会契约，将财政盈余“归还”给他们。这类归还可以是以现金派发的方式，就如每名21岁和以上的国人，今年将能根据收入获得100元、200元或300元的“新加坡共享增长花红”（SG Bonus）；或填补国家为国人所设立的户口，如教育储蓄和技能创前程；或津贴终身保健和乐龄健保的保费。这些都是对全体人民的才能和福祉的进一步投资。

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税的调高只是为了确保有足够的税收应付经常性支出。多出的税收将归还给人民。按照这种情况，国人就得相信政府会遵守诺言，将财政盈余归还给人民。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IPS）副所长。原载2月21日《海峡时报》。黄金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