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究竟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任何关注道德的人都有影响。在一个由不道德政治领导和堕落社会价值观所界定的时代，对人性本质的思考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
“人性”的哲学概念源远流长。在西方文化中，对它的研究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苏格拉底，而随后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性具有诸多独特的属性，特别是人们的社交需求及推理能力。对于活跃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希腊的斯多葛学派（Stoics）来说，是人性赋予了生命意义，并促使他们去接受世界大同和平等的思想。
孔子、孟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人性本善，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且缺乏道德指南针。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传统理论中，人性充满着原罪，但可以通过侍奉上帝来得到救赎，而上帝正是依据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人类。
17世纪和18世纪的现代西方哲学家扩展了这些观点。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我们的自然状态会导致一个“孤独、贫困、龌龊，野蛮且短暂”的人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强大、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即所谓的“利维坦”（Leviathan）。
相比之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认为人性是可塑的，但我们在原始状态下，不存在理性、语言或社群。他认为，我们之所以感觉不快乐，正是因为我们的初始状态与现代文明其实是不匹配的，所以主张完全回归自然。总是明智而温和的休谟（David Hume）则提出，人类是利他主义和自私的结合体，而这种结合可以通过文化而被部分地塑造得更好（或更糟）。
然而，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19世纪中期的研究，使许多早期的“本质主义”人性观站不住脚。那种认为人类拥有少量独有特征的观点，与缓慢、渐进的达尔文进化论步伐相悖。虽然智人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的，但我们在生物学上与其他物种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于是，关于人性的哲学辩论延续至今，并随着生物学的发现而不断更新。今天，一些哲学家对卢梭和达尔文进行解读，认为人性本身是不存在的，而虽然生物学可能限制了我们的身体，但它并不能限制我们的思想或意志。
进化心理学家，甚至某些神经科学家都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他们从达尔文（部分来自卢梭）所得到的信息是，我们对现代环境是适应不良的，基本上就是发现自己是配备了手机和核武器的更新世（Pleistocene）猿人。
作为一名进化生物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我认为人性当然存在，但它并非基于任何一种“本质”。相反，我们人类，就像任何其他生物物种一样，具备一组动态和进化的特质。这些特质在我们的谱系中具有统计学上的典型特征，但既不一定存在于每个人类成员身上，也不排除会在所有其他物种身上出现。
这对那些非科学家或哲学家的人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此，我至少能想到两个很好的理由：一个是个人的，另一个是政治上的。
首先，我们对人性的解释会对道德产生广泛影响，这在古希腊罗马的语境上，就是研究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拥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人性观的人，自然会崇拜上帝并遵循宗教诫命的指导。相比之下，那些赞成萨特（Jean-Paul Sartre）或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存在主义哲学学说的人可能会认为，因为“存在先于本质”，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完全自由地塑造生活，并不需要上帝出手相助。
此外，对人性的看法也会影响对道德的看法。而我们当今的道德状况简直是一团糟。美国最近的一项研究称，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是美国历史上“最不道德的”；而盖洛普关于美国人对道德态度的年度调查显示，社会道德观念正不断受到侵蚀。如果我们都能花点时间去考虑我们在人性论辩中的立场，我们可能会获得对自身的信念，以及其他人的信念的宝贵认识。
就个人而言，我倾向于斯多葛学派的自然主义伦理，对他们来说，人性约束并指引着，但并不是严格地决定，我们能够和应该做些什么。但无论一个人的宗教或哲学倾向如何，对“我们是谁”的反思，无论是在生物学还是其他方面，都是一种更好地掌控自身行为的好方法。毋庸置疑，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可以从这种方法中受益。
（作者Massimo Pigliucci是纽约市立学院哲学教授，著有《如何成为一个斯多葛主义者：用古代哲学去指导现代生活》（How to Be a Stoic: Using Ancient Philosophy to Live a Modern Life），他的博客是“柏拉图笔记”（Footnotes to Plato）。）
英文原题：Human Nature and the Ethic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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