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今天的主要大国关系，与1871年至1914年间的英德关系作比较，几乎已成为种陈词滥调，引领这一潮流的当属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
早于2012年至2013年间，他便在《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阐述一个被其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该概念缘于他对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理解。在该书里，修昔底德试图解释改变了整个希腊乃至欧洲历史进程的雅典与斯巴达的纷争：雅典的权势不断增长，导致了斯巴达人的恐惧，这使战争无法避免。
在艾利森所领导的哈佛大学“修昔底德陷阱项目”所进行的历史回顾中，他发现在过去500年历史里，像古雅典与斯巴达这样的案例，居然有16次之多。当然，就舆论界的“一个新崛起国必然要挑战守成国，而守成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一衍生观点，艾利森显然又持保留态度。
在他所归纳总结的16个案例中，固然有12个是以战争的形式结束，但仍有四个得以幸免。也正是基于此，艾利森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当然是可避免的，只是这一切莫不是挑战者和被挑战者，都在行动和态度上作出了巨大且痛苦调整的结果。
艾利森甚至认为，在16个案例中最为惨烈的英德冲突，及诱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本也是可避免的。在艾利森看来，“德国物质力量的增长并不必然会导致英德关系走向战争，虽然德国崛起，引起了那种将各行为主体推向战争的结构性压力”。
但“这种压力是可被良好的战略和领导力所消解的”，时任德国宰相俾斯麦就做到了这点。原中国驻德大使梅兆荣也持相近观点，在梅兆荣看来，正是由于“俾斯麦通过正确的战略策略，使德国避免成为大国矛盾的中心，得以在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快速崛起。”
俾斯麦又是如何做到的？正如学者所评价，俾斯麦是一个理性的现实主义战略家，他深谙大国崛起必遭疑惧的规律，事实也是如此——德国的统一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力量结构，且这种改变是以在战场上打败欧洲五大国中的奥地利和法国这一激烈方式来实现的，这自然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强烈不安。
1871年2月保守党领袖迪斯累利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的演讲就明确指出，“普法战争绝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它的社会意义将体现在未来。你们（英国的统治者）面临一个新的世界和一股新的势力，你们要做好应对新的未知的事物和危险的准备。因为均势已被破坏，受冲击最大、最能感受到这种巨变带来的后果的国家，就是我们英国。”
他进而公开指出“俾斯麦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新波拿巴，对他应当加以遏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英国有必要缓和与俄国的紧张关系，进而结成同盟。时任俄国宰相哥尔查科夫也明白地指出：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可制衡德国的法国。
就英、俄等国的激烈反应，俾斯麦采取的策略是放低姿态，有意识地避免来自欧洲其他大国的压力和国际纠纷。当然，如只是放低姿态，俾斯麦也就算不得战略家了。事实上，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动地去塑造和构筑大战略，以此来将各行为主体推向战争的结构性压力予以消解。1877年6月的《基辛根口述备忘录》，无疑是他这一行动的有力体现。
在这份文件里可见，俾斯麦事实上深刻认识到，德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和面对的潜在威胁。因而在《备忘录》里，他提出要极力避免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反德同盟，“至少要剥夺战场上同我们对峙的两大劲敌之一，试图与另一劲敌联合起来进行报复的希望”。
在这份文件中，他进一步指出，“像德国这样的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应尽可能避免成为大国矛盾的中心”。最后，俾斯麦特别强调，德国须要有所节制，他认为德国应主动放弃使本国变为超级强国的企图，而只“拥有其他大国可容忍的相对优势”，以免遭到其他强国的联合打击。
此时的俾斯麦，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为刚刚统一的德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以此来巩固其崛起成果，进而坐实强国地位。俾斯麦的《基辛根备忘录》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为德国规划了战略发展方向，解决了“何去何从”的道路问题，明确了目标和手段之间的适应问题。正是得益于这一正确的战略策略，为德国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促成了德国的快速崛起。
但也正如艾利森及梅兆荣所指出的，由于俾斯麦的继任者一再误判形势，将英德矛盾演绎成了“修昔底德陷阱”中最经典、最惨烈案例——英国固然在冲突中被拉下国际秩序主导者的宝座，但德国似乎损失更为惨重。
（作者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