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消受“长命百岁”的福气，个人和社会都得做好一番准备，否则命太长非但不是福气，还可能是在“受罪”。
历时一年多的冠病疫情，不仅严重影响生计，还在世界各地夺走300多万条人命。随着印度疫情失控，死亡数据恐怕会继续攀升。正当世人因病毒惶恐不安之际，新加坡人却朝着古人所祈盼的“长命百岁”迈进。
记得自己刚进入新闻行业时，人瑞还很罕见。采访工作如果遇到已满百岁的人瑞，就足以成为晚间报章的新闻头条。
印象最深刻的是2002年9月，时任大悲院住持的法坤法师突然圆寂，我到她创办的大悲安老院展开追踪访问，却惊讶地发现那里聚集了九名女人瑞。当时的院长告诉我，如果我提早半年到访，女人瑞的人数是12人。当中的三人是在我到访前不久才离开人世的。
当时很震惊，没想到能在本地的安老院找到这么多女人瑞。这也许是女性比男性长寿，而大悲安老院又只收留年迈女性。安老院当时收留的住客，90%是领取公共救济金的孤苦老人，只有10%有家庭和子女。
至于那九位人瑞，绝大部分一生都没结婚生子。她们年轻时，不是梳起的妈姐，替洋人打工，便是在建筑工地挑泥水的红头巾。
20年后的今天，人瑞在本地已越来越常见，不再是新闻。过去一年多，我接触到至少三名人瑞的丧礼。第一位是潮界翘楚翁烈强，他去年3月离开人世时享年102岁。翁烈强是成功商人，又是华社闻人，因此做了报道。第二位是一名年长亲戚，她离世时已是百岁人瑞。还有一位朋友的母亲，今年年头辞世时，已然103岁！
两个星期前到天猛公艺术之家观赏以南音演绎潘受诗作的《云心临水》时，因为不想摸黑走夜路到花柏山的停车场取车，曾麻烦湘灵音乐社的赞助人谢安桐开车送我一程。
谢先生已经87岁，是本地著名的“石头王”。他多年未上花柏山，尽管路不熟，夜晚开车却一点也不成问题。如果不是冠病疫情迫使新马两国关闭边境，谢先生怕是一如既往，天天一大早便开着车子到柔佛巡视他的石山石场，入夜方回。
谢先生和他的老巴刹咖啡好友骆水兴，都是本地越来越常见的长寿老人。骆先生已经101岁，虽然行动须要女佣搀扶，思维却清晰敏捷。曾在乡村学校当校长的林子平，则是我所认识的另一位还在作画写字的人瑞艺术家。
最近翻阅宋代历史时特地留意宋人的寿命，这才明白为何古人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很多我们所熟悉的宋代文人墨客，清官名相都活不到70岁。寇准62岁便离世、包拯活了63岁、苏东坡64岁、欧阳修和王安石65岁、范仲淹66岁，司马光、辛弃疾和李清照都享年67。
宋朝皇帝的寿命就更短了，从北宋的宋太祖赵匡胤算起，到南宋的度宗赵禥为止，15位皇帝的平均寿命只有51岁。当中最短命的哲宗赵煦23岁便辞世，最长命的高宗赵构活到80岁。
和宋人比起来，新加坡人今天的生活环境太优越了，基本衣食无忧，又有先进的医疗设施，没有天灾，更无战祸，难怪能活上百岁的人瑞不再罕见。
但话说回来，要消受“长命百岁”的福气，个人和社会都得做好一番准备，否则命太长非但不是福气，还可能是在“受罪”。
真要长命百岁，首先必须有足够储蓄作为退休后的生活费。试想一个人在65岁退休，离百岁还有35年。按照物价上涨的趋势看，一般人的储蓄肯定追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何况时间越长，越容易坐食山空。
其次是能否负担得起医药费？年纪越大，对医药服务的需求会随之增加。尽管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来缓解国人的担忧，医药费还是会不断上涨，问题是要由谁来承担不断增加的医药开销？无论由谁承担，始终都是一种社会负担。
今天很多家庭还能聘请外地女佣，来照顾家中已无法生活自理的年长者，但是这样的选项，日后很可能成为一般人所负担不起的奢侈，只有少数经济宽裕的人才请得起女佣。对多数人来说，一旦生活无法自理，想在家中安老将是一种奢望。
真正有福气的人瑞，必须有足够储蓄安老，有充裕的资源让自己得到良好照顾，又或者有一大群既孝顺又有能力的子孙陪伴在侧。如果条件不具足，那还是把握当下，身体健康时珍惜每一天，同时做好心理和思想准备，到该撒手时便撒手，千万别奢求当人瑞，因为对生命的眷恋只会徒添痛苦。
（作者是新闻中心资深高级记者 chiayy@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