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珠
凌晨3点多起床，边如厕边用手机读短信和看照片，心情澎湃，之后就睡不着了。这几周都忙着滑手机，在WhatsApp群组跟校友对话, 甚至半夜起床上厕所也拿起手机看一看，顺便闲聊。
母校德明政府中学今年庆祝60周年，我这个校友今年也50岁了。我很庆幸到目前为止我和老同学还可共享集体记忆，或许是托德明政府中学特选中学的特殊身份的福气。在新加坡教育部务实的体制下，多所中、小学因为收生人数逐年下降被关闭或合并。特选中学历年接受成绩优异的小学毕业生，自然也就培养较多成绩优异的中学生，新生人数不是问题。
在教育部没有公布小六会考（PSLE）T-score的年代，在从来没有补习的情况下，我和其他约两百名单纯的小学生一样，在1979年进入德明政府中学就读，成为第一届特选中学学生。其实，当年只有12岁的我根本不知道特选中学的意义，我和十几名在大巴窑长大的孩子懵懵懂懂地成为新加坡教育政策下的特选学生。上世纪70年代的家长一般都在为三餐奔波，不同于现在家长如此用心良苦地栽培孩子上特选中学，其实部分原因是特选中学已晋升为“直通车”中学，选修高级华文也是因为报读初级学院有加分数。我当了小学老师后亲身感受到部分家长非常在乎孩子考上名校如特选中学，这些孩子因为父母的期望，生活被各种补习和才艺学习填满，学习根本不热忱。补习对于我们那一代是个陌生的课外活动。除了当年不流行，也因为物质生活的贫乏，所以我从来没有补习。每当我跟学生分享我的孩童学习情况，他们都很羡慕我孩时的悠闲。
当年，我们有的来自传统华校的末班，有的来自传统教会英校。在特选中学接受中、英文为第一语文的教育，经过三十年的职场沉浸，我们多数的英文程度都还不错，尤其是来自传统华校的校友，已经很习惯开口先讲英语，书写也习惯以英文为主，但英语背景的同学还是较多使用英文。我们也学现代的年轻人，套用当下流行的网路语言，利用贴图沟通。从WhatsApp的对话中，我观察到多数踊跃发言的同学都能灵活地以中英文沟通，更贴切地说是多语沟通，Singlish和闽南语等流行词汇也经常被用在对话里。但我观察到来自华校背景的校友依然华文比较扎实，来自英校的校友会习惯以英语思考。
特选中学的教育对于我的“益处”是我曾经因为中文比其他同事流利而在27岁时就到香港和北京工作。它对我的长远影响是我至今还在阅读中文报章、书籍和以中文书写电邮和短信。可是对于其他无需以中文办公的校友，他们在新加坡的日常生活其实也不需要用到中文。我们这届学生当中有好几名已定居在英、美、加等国家，他们当中还有重视中文学习的家长，当然也有被当地文化语言浸濡的了。
特选中学的学习对我有正面的影响，但我至今耿耿于怀的是一个失败的教育实验计划。我们上中一的时候，学校没有安排我们上体育课和家政／木工课。当年我每天在德明下课后，狼吞虎咽扒几口饭就赶到英校去上浸濡课。我和其他到丹戎加东女校上课的学生，早上在德明上课，下午又在英校重复上英文、数学等课程。那时候我们每天都要在英校校园里等我们该上课的时间到了才去课室，白白地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多数同学在中二时选择退出浸濡课程后，才有机会上家政或木工和体育这两门课程。后来在职场中碰到年长的华校毕业生才知道原来他们也上过英校浸濡课，但至今一般校友都不清楚那个实验的成效。我认为任何教育政策都应该通过研究审视它的意义，以免从蹈覆辙。
我们和未来的特选学校学生会不会继续发挥双语人才的社会功能，除了我们个人的努力，关键是大环境的发展。从大学毕业工作至今已快三十年，我应征工作时从没被问过我的中学背景。对于我这个普通校友，中学教育对我的意义是同学之间的情谊，课外活动带给我的乐趣和训练，教师对我的关心，学校、教师和课本传承的价值观。
作者为新加坡前小学华文教师 （现旅居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