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裕尼
８月30日，《联合早报·言论》刊登了郑永年教授的文章《思想的贫困及其方法论根据》。该文探讨了今天中国知识界突出的一个现象：知识短缺或者有效知识供给不足；并从学术和政策两个层面来解释知识的重要性，以及分析出现此现象的问题所在。
郑教授指出，知识短缺的背后是思想的贫穷，思想的贫穷背后则是思维方法论的贫穷。他鉴定了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中国各个知识群体中的九大现象或者九种廉价的方法，并就知识的道德化、权利化、金钱化和名誉化等四个原因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以知识的道德化而言，郑教授认为，儒家知识体系的主体就是道德；无论是立论还是反驳不同意见，大多数学者首先想到的是去抢占道德制高点。道德制高点有两种，第一种是集体道德，爱用“为民请命”“为生命立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一大堆概念来为自己辩护，或者反驳人家，把对方置于这些道德立场的对立面；第二种是个体道德，很多人会强调个人道德，“自命清高”，对别人的意见不屑一顾。
这并不是郑教授第一次严厉批判儒家的知识分子。2012年3月20日，郑教授在《联合早报·言论》发表的文章《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利》中就批评：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形成时期，儒家就是为了王权服务的。“学而优则仕”就是儒家的普遍心态。在这个群体中（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愚忠是普遍现象。儒家为了取悦王权而不惜说假话。郑教授也在此文章中指出，对自己这个群体，儒家的自私性往往表露无遗。在儒家那里，社会阶层是具有等级的，而这个等级是通过政治划分的。儒家的等级就是“士、农、工、商”。
郑教授对上述儒家学说与知识分子的评论，笔者并不敢苟同。儒家提倡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在两千多年前奠定基础的儒家学说，糟粕当然有不少，但可以去芜存菁，总不能一直以此作为全盘否定儒家的理由。
郑教授说，“学而优则仕”是儒家的普遍心态。此句出自《论语·子张》：“子夏曰：‘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意思是：“事情做好了，可以总结经验，从中学习，取得进步；学习学好了，就可以把这些知识应用到日常做事中。”孔子说过，“学而时习之”，出仕是“时习之”的途径之一，也就是把所学的、所修的东西应用到从政的实践之中。因此，不能片面理解为儒家知识分子读书是为了要当官的功利思维。
郑教授说，儒家的社会阶层是有等级的；儒家的等级就是“士、农、工、商”。事实上，这是否是儒家的学说还有些争议；因为“士农工商”字汇最早出现在《管子》书中，而《管子》一书并非儒家的著作。
“道德”不是教条，是对个人品德与行为的评估，也是衡量行为正当的观念标准。道德关乎个人的素养与修养，现在的社会存在太多的不公不义，欺、诈、骗、偷、抢，形形色色的各种社会问题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诚信；而诚与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我们常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诺千金”，可见其分量和贵重。因此，与其批判孔子的儒家学说的不是，还不如加强品德教育的传播。郑教授非常看重知识的力量，他说，“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道德，都只是人的知识活动的基点或动力，但却并不能替代对知识的追求，……。再者，如果没有知识，光是道德教条如何能改善社会呢？”笔者认为这其实恰好相反，如果光有知识而没有道德修养，社会可能不只没有获得改善，可能变得更糟，危害更大。
可以这么说，现今的社会缺的不是知识，最缺的是个人品行操守的涵养；不管儒家的知识分子是为王权服务或自命清高，或无论是立论或反驳不同意见时抢占道德制高点，这些都是个别个人的行为，如果因而就否定儒家学说对世人所做的贡献，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