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
日前，来自中国的合作伙伴因为酒店客房分配临时有变动，通知我取消预订的一间客房，这让我联想到“最后一分钟”和“价值观”两个关键词。
像这种取消客房预订的情况，在新加坡被称为“最后一分钟”做的决定或改变，是很不受欢迎的，因为它将引发一连串反应，给所有环节的工作人员增添额外工作。临时打乱计划容易造成混乱，也容易出问题，如果合作的另一方经验不足或不够专业，一定会状况连连。
这种最后一分钟变卦，在与中方伙伴的合作过程中并非第一次发生。中方工作人员带着整团人在机场准备起飞，才告诉我们他们到达新加坡后须租用移动上网设备；在新加坡，这项服务是须提早三天登记申请的。我们提前四天向对方要求分房名单，对方让我们自行分配就好，待我们分好后，对方却在出发当天发来分房名单，我们只好通知旅行社，由旅行社通知酒店，酒店重新办理入住。中方人员的飞机快要抵达，对方才匆匆将随团工作人员的手机号发给我们，而我们之前向对方索求却得不到。整团人员入住酒店安顿就绪后，第二天却突然被告知一位领导要提前回国，而这位领导的提前回国安排其实早已确认，并非临时安排。
上述所举的几个小事情，并不会给整个课程和行程带来什么影响，更不是对合作伙伴的不满。事实上，临时生变对我们、对机构而言，也是一种应变考验。
临时生变指的是事先不可预知、不可控制的情况，确实会让很多情况难以控制，但上述所举的情况显然都是可预知和可控的，并非真正的突发情况。
若是从前，我会将上述情况理解为工作风格或工作经验的问题，但在新加坡工作居住日久之后，却有更深的思考。
表面上看，“最后一分钟”的决定和改变，确实可以看成经验不足或当事人随性所致；然而，实际上这是一种不为对方着想、不尊重别人、甚至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在外企或在国外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西方人做事的计划性很强，临时安排或约请，轻则被拒，重则被骂“你一定是找不到别人，才会最后一分钟来找我”。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已教导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不过在中华文化历经几次浩劫之后，很多精华被丢弃了，现在正是反思和寻回的时候。
如今，在中国国内回避谈论普世价值观，似乎一提普世价值观，就是指自由、人权。这其实是肤浅和表面的理解。所谓普世价值观指的是所有人都尊崇认可的价值观，存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很多行为和细节中，既不高大上，也不讳莫如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