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辉
据《联合早报》12月29日的报道，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提出了相当引人深思的现象，即国家政策的制定要避免陷入所谓的“集体盲思”误区。
造成一个社会和群体陷入“集体盲思”，不完全在于是否有很多智囊机构频密做社会调研和对国家政策进行检验。美国是一个追求数字说话的社会，调研报告多如牛毛，智库和主流媒体都在做社会调研，提出大量科学数据报告，却看不到“特朗普号火车”迎面撞过来。
“集体盲思”常常以黑客形式入侵社会和群体，被入侵者往往不知道已被侵蚀，直到最坏后果出现。它可以通过教育制度、国家与社会历史进展、世界潮流等三大宏观因素逐步渗透，最后形成牢不可破的“规范”或群体文化，无人可以超出其界限。
这种思维方式在社会和群体中很难完全根除，因为它可以不断地复制，像病毒一样。我们该如何减少“集体盲思”对国家社会的影响？
首先，官僚行政制度可能会无意间复制这“病毒”，所以必须对官僚行政制度作不断的审视与改进，以符合社会与群体的前瞻性思维。
其次，当一个社会或群体一味追求高效率时，就会牺牲掉一些有更长远价值的事物，国家与群体领导人必须有宏观与战略思维，来应对取舍抉择。
第三，缺乏历史观的社会与群体领导层，无法吸取发展过程中取得的经验与智慧，更无法形成对未来发展的预判能力，结果是经常走回起点或走远路，无法创新。
新加坡若要走出困境，展现向前发展的勇气和高度创新精神，有必要关注以上三个重点，以避开集体盲思的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