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全生
本月25日，在《联合早报》《现在·缤纷》上拜读了读者灵犀所写的“星幼附小，老师们今可安好？“一文。由于我是星幼附小1948年12月战后复校第一届高小的毕业生，因此这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星幼附小是我的启蒙母校，灵犀君是我的学弟。
不过，我对文章中提到的有关母校的几点往事，有些不同的记忆。首先我不能认同灵犀君所说的，母校“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在战后复校的多所华文小学中，星幼附小还是颇有名气的一所，甚至可说仅次于同在牛车水的养正学校，许多家长无不以儿女能进入星幼附小为荣。
其次，星幼附小确实坐落在人口稠密的市中心，但校舍面向较不热闹的道拉实街，一边是不到半公里长的谷街，另一边是一条小巷，故说上课时“吵杂”是没有的事。
灵犀君又形容母校校舍“残旧”，这是不公道的说法。在二战结束后，到处败瓦残垣，能有一栋三层楼高的独立钢骨水泥大厦，还有顶层天台的校舍，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个时代，没有政府资助的华校不是立足于简陋的亚答屋，就是借用戏台或店屋，因陋就简地上课。借用戏台或店屋办校，在人口密集的牛车水是很普通的事。星幼附小校舍的设备还是相当齐全的，就说厕所，每一层楼的两端都各有一间男女厕所。这样的校舍算不上“残旧”。
灵犀君还说：“……因为是教会学校，每天都得上圣经课，每早都得祷告……”。但在我记忆中，当时母校并没有把圣经和祷告编入课程中。唯一能与圣经扯上关系的，或许只有在上音乐课时，老师曾教导几首好听又好唱、从圣歌改编过来的歌曲。
至于说学校没有自己的操场，要借用附近的公共草场上体育课，这倒是事实。
我爱我的母校，虽然她已不在人间，但我还是睹屋生情，母校的那栋大楼还矗立在道拉实街，非常怀念在这座大楼内度过的三年快乐小学生涯，任何有关她的负面说法，会让我很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