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德生
李家的纠纷，很不幸地，演变成国家课题。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亚洲一些国家，弟妹对政策有求而兄长是国家首脑，家庭会议私下解决，皆大欢喜。偏偏在新加坡不行，秉公处理是法治理念的体现。
建国总理李光耀以铁面无私建立清廉法治社会，看似“不近人情”，却是我国成功的要素。李先生为新加坡打下的基础：政治权力必须与商业利益绝缘。
可以想象建国之初第一代政府面对多大的社会阻力，摆脱人际关系色彩浓厚的东方传统文化，成功创造出新加坡政治品牌。
几十年来，我们已经是很成熟的法治国家，各个国家部门都相当独立自主负责行政与决策。1980年代财政部长吴庆瑞推动金融改革，鼓励规模较小的银行合并或被收购，当时有政联公司有意收购一家银行，金融管理局没有批准，而且把公开信刊登在报纸上。
李光耀故居引发的争议是拆除或保留，两个做法产生巨大的价值落差，相信这是整个事件的引爆点。李显扬以尊重父亲李光耀遗愿主张拆宅，他的兄长李总理则在更高层次上履行李先生遗愿，那就是确保新加坡法治精神贯彻始终。
前外交部长拉惹勒南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李先生要的是新加坡人的尊敬，而不是爱戴。”
如果今天总理为了赢得弟妹的爱戴，他大可顺水推舟以李先生的拆宅遗愿附议，不去考虑社会舆论的另一把呼声：“李先生不只是属于李家，也属于全新加坡”。
就因为李先生的特殊历史定位，他遗留下来的一栋简陋房子，竟然成为现任政府的烫手山芋。
美国著名政论家亨廷顿曾预言李先生政息人亡，这也是李先生在世时耿耿于怀的咒语。相信李显龙政府正在努力奋斗颠覆这个咒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