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德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8月29日在《联合早报·言论》发表《资本主义与生育危机》一文，引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黄有光为文《生育危机不能怪资本主义》和《再谈生育危机不能怪资本主义》，予以反驳。
黄教授在11月2日见报的《再谈生育危机不能责怪资本主义》一文中纠结于“责怪”这两个字，他主观认为《资本主义与生育危机》存在责怪的涵义，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客观的评论交流。
点出问题的根源和“责怪”是两码子事。黄文里有这么一段话：“笔者要强调的另外一点是，即使资本主义导致生育率低下，我们也未必应该‘怪’资本主义”。看来他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却写了两篇文章“驳斥”郑文。
市场经济发展现代文明社会，西方国家独领世界潮流，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后来居上，这些都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发达国家人口负增长也是从西方开始，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成功后同样步其后尘。
市场经济衍生出个人主义、享乐和物质主义，加上城镇化的步伐快速，这些都不利于东方传统精神的传承，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如今中国已经修改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政策，相信城市居民生育率低是因素之一。
城市生活紧张，竞争激烈压力大，造成生育率低下，放诸四海皆准。这正是所有先进国家面对的棘手问题，它们通过优惠政策鼓励多生育，至今依然事倍功半。
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有目共睹，然而其后遗症就是“人口生产力”的降低。这已经是无须争辩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