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住了六个月，见证英国推动脱欧的过程。再看新加坡最近财政预算的辩论和报道，笔者想发表一些看法。
在欧盟40年后，英国成为第一个退出这个组织的国家，必需考虑脱欧后怎么与全世界接轨。这个过程有多复杂可想而知。即便公投的结局在2016年尘埃落定，两年后的今天，人民才渐渐发现公投前，政客向民众发出的信息不完整或具误导性，以至他们在投票时做出“错误”的选择。
其中一个被热烈讨论的课题便是经济影响。英国国会到了几个月前才发现，有关政府部门模拟了脱欧后对各领域的影响。脱欧部长起初对这些报告的存在矢口否认，经议员的追问，部长用种种借口，包括这些模拟的准确性、用途和涉及谈判秘密，不便公开给议员参考。锲而不舍的议员继续施压，这些报告才公诸于世。过后有许多组织和机构质疑政府模拟所使用的参数，并发表自己的研究。毋庸置疑，这些报告的结论可差别一万八千里。尽管舆论沸沸扬扬，政府并没出面澄清。当地主流媒体在报道和跟进整个来龙去脉时大多客观。如果我们撇开议员发言的党派立场，整个辩论过程还算是有逻辑的。
回到新加坡，最近在坊间和国会议论纷纷的莫过于新财政年预算，尤其是朝野两党针对调高消费税这个课题更是交锋火烈。问题似乎在于工人党主席林瑞莲有没有必要收回自己的言论并向国会道歉。她的观点整理如下：既然消费税在几年后才上调，政府可以在未来检讨经济表现后再决定；她有理由向财长的预算提出质疑；政府的考量通常只有政府知道。从执政党的观点来看，在政府提出理据反驳后，林瑞莲应该收回论点并向国会道歉。
从辩论的角度看，除了阐述自己的论点，也必须证明为什么对方的立场不能成立。执政党似乎只是着重于前者，没有解释为什么在野党论据的基础不正确。在这种情况下，一味说对方错，似乎不合辩论逻辑。过后硬要对方收回观点再认错更是过于牵强。再说，阐述观点或提出疑问，过后再获得澄清和纠正，是个正常的辩论过程。任何一方没必要假定对方因为论点可能有误而在藐视对手人格。
整个辩论也凸显一个现状，即重要的数据和报告很少对外公布。当然，基于国家安全等不同原因，不是全部的内容都适合公布，笔者也不是要求政府这么做，不过适当的公布数据，对政府其实是有几个好处。
第一，提高民众参与感。年轻国民被认为有政治冷感，公布会影响他们生活的信息，能让他们知道政策内容并作出思考。有关部门偶尔会进行公共咨询，这是处在政策修改或制定中的阶段，而在不同阶段会有不一样的人受影响，他们也能够提出自己的意见。
第二，提高政策制定水准。世界已变得更得复杂，每个政策所牵涉的范围比以前更加广，不同因素的互动更加多元化。尽管政府部门人才倍出，单单靠内部的专才恐怕不够，增加公务员人数来弥补不足，也会使整个官僚体制变得太庞大笨拙。尽管政府有委托大学或其他机构的协助，以英国脱欧的经验来看，公开资料以达到集思广益可能才是上策。
第三，提高学术水准。公开政府部门收集的资料和数据，不仅能让政府得到更多元化的反馈，它也能帮助学府、智囊团、咨询机构等增强内部的学术水准，以达到良性循环。高等学府的学者须有用武之地，不能为国家在政策制定方面提供帮助，是人才的浪费；而没有足够的数据，也很难促进学者之间的互动，提高学术水准。
基于以上原因，政府不能继续把所有数据保留在一定的圈子里，也不能以这些资料不关系每个国人，或和外国人无关为理由而保密。但政府放出多少资料需要拿捏得稳，还须有一套方案解释什么时候应该出面干预，以免舆论失控而影响社会秩序，这样一来，出台的政策才会更完善。
综上所述，政府在这个时间宣布在三到七年后提高消费税，必需出示更多强有力证据来说服民众，单以未来支出将会增加为理由似乎过于简单化，有点像通过看水晶球来预测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