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吴俊刚先生于2月27日刊登在《联合早报·言论》的文章《语文政策：切莫大意失荆州》后，不禁感叹决策当局这种对待多语文的态度。
几十年前的新加坡武装部队人员须佩戴名牌，名牌分为绿、橙、紫、黄和红五种颜色。颜色的分类是以士兵的教育语言源流为依据。绿是英语，橙是华语，紫是马来语，黄是淡米尔语，红是不会说上述四种语言的士兵，一般指那些只会说方言的人。因此，只要看别在胸前的名牌颜色，就可以知道军人是哪一种语言出身的，抑或“什么都不是”。
当时这样做的目的，据说是为了方便上司能运用士兵熟悉的语言，更好地与下属沟通；可谓用心良苦。但是，这种分类却产生了阶级化和人以群分的情感纠结。虽然没有刻意划分，但是同一队伍中，明显可以看到或感受到语言文化教育的优越感和个人身份高低的关联。有些人为了不要失去“身份”，改变自己的母语背景，换成另一个大家心中认为“上等”的名牌颜色。在这样的环境里，文化的尊严就如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消失了。
如果不是前部长杨荣文指出樟宜海滩大屠杀历史标记只剩下英文说明，加上传媒的报道，国人才“恍然大悟”，否则相信国人对这种情况也是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除非语文政策有所改变，否则这种情况还会继续。
如何能在为国为民政策的大前提下，满足不同族群保留自身文化的需要，是对决策者智慧的一大挑战。但是，绝不能如杨荣文所说的，刻意简化文化基因，使国人慢慢成为划一文化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