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互相学习的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中方是主动的，清末西学为用的时代，中国派子弟到西方学习语文和知识，带回到中国应用，还翻译成中文广为传播。
更多学贯中西的中国学者更把中国典籍译写成英文，向西方推广。西方学者则通过这种被动方式，学习中华文化。当然也有西方学者译写中华典籍的，但相对来说，中方更为主动。
中国的外文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发行的《大中华文库》，就以汉英和其他西文对照的方式，主动向中国以外世界推展中国典籍，这项浩大工程可媲美清朝《四库全书》的编纂。
中华民族注重教育，海外名牌大学多的是中国学生，这些学生加上爱国华侨学者、专业人士和科学家，把现代化知识带回祖国，是中国改革开放迅速崛起的生力军。
不少华人歌星能唱英文歌，反之则不然。通晓中英文可以阅读许许多多这两大语文的著作和译作，可以开拓一个人的视野。中西会谈，两方通译多是黄面孔的炎黄子孙。许多中方官员通晓英文，能直接了解西方官员的谈话，再利用通译的时间细作思量回应，占了便利。
19世纪是以英国为主的欧洲殖民时代；20世纪是美国霸权时代。欧美等以自己的行止，推论中国崛起会变得霸道。被动的学习方式，使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沦为无知。
所幸世人进入21世纪后，全球兴起中文热，加上孔子学院在海外如雨后春笋般设立，有助中西方文化的融通，文艺类中国软文化可促进和谐，越来越多洋人涉猎儒释道人文思想，就知道中华文化的仁厚本质，知道“一带一路”在于融和世界，是天下为公的大道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