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发生一年多时间以来，特朗普始终咄咄逼人，中国则都是被动应战，好像是在求和。大阪二十国集团（G20）习特峰会商定，美国不启动新一轮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农业产品，美国解禁部分产品对于华为的销售，重启已中止一个多月的贸易谈判。
随后，双方谈判团队的沟通重启。但是，特朗普后来却表示：中美之间最终达成的协议，不可能是对等的，协议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朝美国有利的方向倾斜。外界普遍认为，现在并没有增加任何中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事实上，中国政府也不可能对特朗普政策的稳定性、可靠性再抱持有足够的信任。
特朗普对于中国的现实心态，一是欺压，二是侮辱，三是耍着玩。毫无疑问，特朗普从未考虑要与中国去达成一份公平协议。问题的症结在哪？在如此谈判坎坷之中，中国为什么又不能作主动（而非“被迫”）地发起对于美国的包括经贸领域在内的系统地战略反扑呢？
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在于，迄今中国对于包括涉及香港问题与中美经贸谈判所及的制度改革逼迫，为什么自己不能首先主动去做得更好，总是要等别人来说三道四，甚至被砖砸家门。当然，欧洲、美国都存在大量的社会问题，但主要是由于发展品质的要求问题，而中国问题的根本仍然纠缠于社会和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转型依然严重滞缓，而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创造、创新与文明效能难以得到充分激活和释放。
这当然是两个不同质的问题。比如香港问题，如果能够确切遵守邓小平于1983年6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向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所做出的承诺，与《基本法》第5条规定的“‘一国两制’、50年不变”，如果北京少一点俯视地紧迫，多一点尊重、协商 ，那就不可能会发生现在这么多、这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可以说，香港问题现在出现了严重的局面，接下来解决起来将更加棘手。原因就在于，香港回归后在许多方面还没有衔接好的情形下，北京以及香港建制派的行动态度和节奏，有引起或者加速了一部分香港人的心理抵抗。“一国两制”是很睿智的国策，但稍有不慎于理解或者落实，后果也会很严重，甚至难以收拾。中美经贸谈判之所以棘手，实际上也能在其中找到类似的原因。
中美贸易战的发生原因，主要有：一、中国具有由比较完整的产业布局所形成的广泛的出口体系，货物贸易顺差额确实存在；二、中国的技术知识领域还没有形成具有主导性的优势而有依赖于美国；三、遏制中国的战略性崛起；四、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对抗；五、美国焦虑于霸权危机。美国只不过是以货物贸易逆差为借口，以技术知识领域的领先为要挟，目的则在于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崛起。
特朗普于2018年2月份开始发动中美贸易战。迄今，美方对中国输美产品实际加征关税总额为2500亿美元，中国报复对美输华产品的实际加征关税总额为1100亿美元。实际上，中国对美货物贸易虽为顺差，但服务贸易是逆差。2018年，按照中方统计，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3233.3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485.0亿美元，实际顺差2748.3亿美元。若加上美资金融机构的对华收入，中国对美实际顺差的数字更小。
按照中国海关和商务部的数据，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销售1539亿美元，服务出口871亿美元，加上美资在华企业实际销售收入约7000亿美元，美国全年对华营收总额9400亿美元。另外，还有中国对美投资、美国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收益，与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等多项资金流入，美国2017年全年由中国获得的资金流入总额为1.37万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显著，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双方，美国不“吃亏”。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关键动机，显然不纯粹在于贸易。
全球贸易自由化本身是美国的初衷。二战后，美国为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向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提出召开世界贸易和就业会议，发起成立国际贸易组织（ITO）。1946年，由美、英等19国组成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筹备委员会，起草《联合国国际贸易组织宪章》。
同时，美国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3个国家进行关税减让多边谈判，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但从未正式生效）。1947年11月在哈瓦那通过了《联合国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哈瓦那宪章》）。后因为各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巨大分歧，以及批准《宪章》所遇到的诸多法律困境，在1947年底23国又签订了于次年1月1日生效的《临时议定书》以交付适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开始工作。
中华民国是GATT的创始成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86年7月申请“复关”，1995年7月成为WTO观察员，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入世后的中国既是全球经济体系的巨大受益者，也是积极贡献者。入世以后的中国，积极适应WTO整体规则，大幅度提升市场开放格局与优化配套法律供应体系，基本取消进口配额，逐年降低进口关税与加快通关便利，入世十年，平均关税由15.3%降到9.8%。至2018年，又从9.8%降至7.5%。
应当说，尤其从中共十八大之后，随着“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地积极推进，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的和达到的与世界共通的市场水平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在战后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主基调是自由贸易。但之后，因为巨额贸易赤字等问题，认为美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远高于别国，开始转为主张公平贸易。美国并常常借此发动贸易战，用经济手段制裁别国，以有效增长自己的财富。
中美贸易争端自从两国建有贸易关系以来从未停息。中美建交与中国的“入世”虽促进了两国经贸往来，但两国经贸关系中长期存在的比如汇率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等，从未得到有效解决。曾经的一年一度最惠国待遇审议，与贸易有关或者无关的人权问题报告，中国15年的复关与“入世”谈判，显示中美关系一直在争执和摩擦中前行。
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在内的非歧视性原则，是世贸组织（WTO）的基石，是实现各国间平等贸易的重要保障。WTO明确不允许缔约国以不公正贸易的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促进公平竞争原则）。但是，特朗普挥舞着“美国优先”的大旗，完全践踏了这些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掠夺、威胁、恐吓皆无所不用。
特朗普也直接粉碎了以必须通过自己的工作努力、勇气、创意和决心获得成功的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美国梦。毫无疑问，特朗普志不在构建一个具有公正发展环境和治理秩序的人类未来，而只是为了狭隘和短视的当下美国利益。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于全球的公信力已经完全弃诸脑后，而似乎退却到了其建国之初的掠夺性节奏：1783年获得密西西比河东岸，1803年从拿破仑手中收购路易斯安那，1819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佛罗里达，1845年至1853年通过美墨战争收购德克萨斯、新墨西哥、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1867年从俄国手中购买阿拉斯加，1898年吞并夏威夷群岛。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新态势，美国试图掠夺、欺压、阻挠中国发展的战略意图十分直接。中美关系眼下已经回不到从前，也不可能再遮遮掩掩，而必须重新设定。华盛顿及其有关西方精英正在研判和构建人类未来，成为由一个“大国中心（世界政府）”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在对苏冷战中取得胜利的美国，再不允许中国成为另一个可以与之匹敌的对手，而决计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
特朗普政府在改写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祭出了包括在经贸和科技阻击、升格与台湾关系层级、深度介入南中国海事务这样三位一体的全面对华阻制架势，明确表示自己是印太国家，要在印太地区全面阻止来自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安全“威胁”。中美之间，在围绕台湾、南中国海、经贸和科技发展这三大板块之间的价值对立，在未来的短时期里显然难以“研制”出容易化解的兼容格式。
是什么让美中两国始终不能友好相处？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历史性取代，是中共对于国民党的不可逆地取代，是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对抗，是马克思对于孟德斯鸠的质疑，是《共产党宣言》对于《独立宣言》的挑战。
这是两种生活理念、两种社会治理方式、两种国家政治建制，两者之间虽然市场可以相取、相容，但是政治理念绝不会兼容。虽然市场的需求会让彼此暂时忘却或者搁置对抗，但是问题的症结始终存在并发生着作用力，而只能是面和而心不和。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美欧、美日、美加之间的矛盾性质有着质的区别。经济全球一体化易，政治全球一体化难。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可以也只能是相互利用。正因为由此，尽管中国确实无意与美国争先，但美国现在必然不能放弃对于中国的战略敌对而与中国同心同德。
另一方面，入世而大力开放市场之后的中国，虽然在经贸乃至科技领域相对迅速崛起，但是其可持续综合国力何时能够确实与美国相制衡？道有不同而实力又现处不对等，这就是另一方面，也是中美之间为什么必将长期在争执中前行，而中国现在又不可能主动发起对美全面战略反扑的根本性原因。
中国未来的发展与外交，仍将面临自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考验。中国惟有通过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体系的继续深度自我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或者另辟中美关系相处的新型途径。中国必须在对于国内与全球治理上勇于进取，提供更多更好、令人信服、惠及民生的有效公共治理产品。
中国的自我革命在路上。与此同时，美国也绝不应有可以通过贸易战逼迫，对于中国的现行经济甚至国家治理方式进行战略性“手术”的不现实幻想。
中美双方已确认将于7月30日至31日在上海恢复高级别经贸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再次率团赴华与刘鹤率领的中方团队面谈。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上海是一个别具意义的地方。1972年2月28日，中美之间进行了近一周的五次会谈之后，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结束了自中共建国之后一直持续的长达22年的敌对相向，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进程。
当下，中美必须直面彼此的国家特质、发展理念和现实，去调适彼此之间相处的可行方式。这事关两国现实关系处理与全球生活秩序的稳定和发展方向。
（作者是北京学者，牛津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领导力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