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朵传送
王思堂
我来自中国，是本地永久居民，任职于本地某公司。去年8月初，公司突然让我不必上班，在家里等候新的安排。这一等就是几个月，公司既不安排工作，又不发薪水。
我就打电话向人力部投诉，接电话的张姓女职员问明情况后说，我是公司全职员工，公司不给我安排工作，责任在公司，应继续给我发薪水。但人力部无法帮我解决问题，要我向小额索偿庭寻求帮助。
12月12日，我去小额索偿庭，接待人员安排我今年1月8日参与调解。两次调解均因公司不愿赔偿而停止。2月1日，负责调解的女长官将此案转交国家法院的雇佣纠纷索偿庭。
雇佣纠纷索偿庭接待我的女工作人员说，立案一定要用英文。这就难住我了，怎么办？她带我到义工部门寻求帮助。一名谢姓女士热情耐心地询问案情，随后找了一名马来男义工帮我处理此案，但他不懂华文，又找了一名懂华文的女义工，把我的情况翻译成英文转告他。他经过几个下午的工作，终于以英文立了案，并协助我于2月18日提交给雇佣纠纷索偿庭。
审讯期间，除了索偿庭的翻译官，谢姓女士又派了一名李姓女士协助我。经过多次上庭审讯，证明我的诉状事实全部属实，法官当庭发出庭令，判我胜诉，下令辩方向我作出赔偿。
此案已结，我也索回了应得的损失，但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吃水不忘掏井人，怎样报答？想来想去，最好还是投函感谢法庭义工、新加坡司法制度和在这个过程中帮助过我的所有人。
此外，奉劝所有打工的朋友，一定要学一点法律，特别是合同法。在法治国家，用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是最好的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