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变之后，吸引世人目光最多的并不是埃尔多安，而是远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居住的土耳其著名伊斯兰学者、“居伦运动”的精神领袖穆罕默德·费图拉·居伦（Muhammed Fethullah Gulen）。按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说法，居伦就是此次政变的“策划者”，并且不惜以美国－土耳其关系恶化为代价来要求美国引渡居伦回国。
居伦的奋斗
居伦于1941年出生在土耳其东部埃尔祖鲁姆（Erzurum）省哈珊卡尔堡（Hasankale）区的科鲁卡克（Korucuk）村，他的父亲是一名当地的伊斯兰教士（伊玛目）。居伦从小在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中长大。居伦的母亲拉菲阿·哈妮姆也是一个教门虔诚之人，居伦的父亲则常常邀请当地著名的学者和苏菲人士到家中做客，这让居伦从小便习惯了和大人们坐到一起，聆听他们的谈吐。他父亲还教会他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少年时期的居伦接触到了土耳其著名伊斯兰学者、库尔德人赛义德·努尔西的著作《光明信札》（Risale-I Nur），这部著作对后来的居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居伦的青少年教育基本上没有经历太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而他的早期知识体系都来自于父亲的言传身教。不过，居伦并不单单是传统上那种只会埋头于《可兰经》的伊斯兰教士，随着年纪增长，居伦的阅读量也不断增加。他所接触的文化也更加多元。他阅读了西方文化、西方思想和西方哲学的著作的同时，也阅读东方哲学的著作，并坚持学习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等现代科学知识。
成年后的居伦在参军结束后，几经辗转于上世纪60年代来到了土耳其东部海滨重镇伊兹密尔。在当时，土耳其国内左翼运动和右翼运动之间的动荡撕裂了土耳其社会，不少土耳其高校学生都依照意识形态的“左”和“右”来划分阵营，街头聚众斗殴和冲突更是家常便饭，不少土耳其高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而居伦在此时期倡导的伊斯兰博爱精神，吸引了一批早期的信众，他自己也逐渐能够在伊兹密尔站稳脚跟。
到了1976年，居伦和他的信众们已经在伊兹密尔开设了第一所寄宿制学校，而随后在布尔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地也开设了类似的学校，甚至到了1991年，发展壮大后的居伦信徒网络在阿塞拜疆也开设了一所寄宿制学校。如今，在许多非穆斯林国家如墨西哥和日本，都有居伦开设的寄宿制学校。
居伦运动网络
居伦寄宿制学校的成功，主要在于学校定位的准确。学校主要以“大学考试培训学校”这样的名头招生，对那些渴望加入土耳其一流大学的学生进行培训。有文章分析认为，经过居伦学校培训的考生，大约75%以上都能进入土耳其国内的一流高校，而没有经过居伦学校培训的考生，这个比率比例大概只有25%。
居伦的影响力，随着教育的作用而与日俱增。比如在1979年建立的凯纳克集团（Kaynak），就是土耳其国内的商业巨头，业务广泛，该公司就和“居伦校友”们关系密切。巨大的影响力，往往会招致政治危机。不过，最早的政治威胁并不是来自于埃尔多安，而是上世纪80年代的土耳其军方政府。当时，土耳其军队高层面对日益壮大的居伦力量，担心居伦志在建立一个“影子伊斯兰政府”，于是对居伦发出了通缉令。但是，在时任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的帮助下，居伦化险为夷。
其实，居伦运动在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也得到了美国和土耳其国内某些政治力量的支持。美国和一些土耳其世俗主义者，将居伦视作“伊斯兰文化主义者”，而不是“伊斯兰政治主义者”，因此希望通过支持居伦这样专心于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学者，能够遏制土耳其国内伊斯兰政治运动的快速扩张。曾经担任过土耳其警察总长的哈内非·阿维西后来回忆说：“在当年（2000年），我个人并没有感觉到警察队伍中有什么居伦派别……直到2005年之后我才逐渐感觉到这些人的存在。”
早在80年代，居伦就被查出患有糖尿病，并且伴随有心血管疾病。于是，到了1999年，居伦决定前往美国就医，此后就一直留在了美国。2000年，居伦在土耳其的地位仍然不稳，当时有司法机构向居伦提出诉讼，认为居伦在土耳其国内扩张“非法系统”，因此如果居伦回到土耳其极有可能被抓。也正因为如此，居伦决定不再返回土耳其，而继续待在美国。一家土耳其投资公司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塞勒斯堡为居伦购买了价值25万美元（2000年时候的房价）、方圆150英亩的房地产，供居伦在美国颐养天年。
居伦与埃尔多安对决
居伦与埃尔多安的邂逅发生在2003年。当时，埃尔多安刚刚当选土耳其总理。从思想上讲，埃尔多安是埃尔巴坎倡导的“政治伊斯兰”的践行者，而居伦则属于“文化伊斯兰”的践行者，两者在目标、路径和价值取向上有着诸多不同。但是，在当时埃尔多安政治地位仍然遭到土耳其军队威胁的情况下，两人一见如故，都认为土耳其军队应当“做好本职工作”，远离政治。
随后，埃尔多安和居伦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合作。这其中可以肯定的是，居伦在舆论和宣传上帮助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帮助其抵消军队的压力；而埃尔多安则帮助居伦取得合法化地位，如在2008年取消了针对居伦的起诉，以及帮助居伦“校友们”进入司法和警察系统，并且向军队渗透。比如在2007年，埃尔多安政府就和居伦运动相互配合，“侦破”了土耳其军队内部小团体“灰狼”（Ergenekon）试图策划政变的一起图谋，并且以此大规模清洗土耳其军队。在这次事件中，居伦和埃尔多安的盟友关系显现无遗。
但是，埃尔多安和居伦之间关系很快破裂。在2012年，居伦和埃尔多安的紧张关系浮出水面。是年，情报总局局长费丹收到了土耳其检察机关的传票，要求调查费丹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关系，这被埃尔多安视为居伦开始向自己发难的预兆。随后，埃尔多安开始反击，于2013年命令全部取缔土耳其国内的“大学入学培训班”。
考虑到居伦运动就是从“大学入学培训班”发展壮大的，因此此举被视作埃尔多安开始挖空居伦运动根基的举措。而居伦运动很快再次反击，利用司法系统发起了针对“正义与发展党”高层子女的“腐败案调查”，揭露了数名部长和高官子女涉嫌行贿受贿的丑闻，甚至包括埃尔多安的儿子也卷入其中。这次事件也直接导致了2013年夏天的伊斯坦布尔的民众大规模游行示威事件，成为了埃尔多安多年来的最大政治危机。笔者的一些土耳其同学也加入到了当时的游行队伍中，要求埃尔多安下台。
当埃尔多安挺过危机之后，再次向居伦反击，这次埃尔多安直接封杀了一批同居伦关系密切的土耳其企业和媒体，包括土耳其第四大媒体集团Koza Ipek也被迫关闭。在2015年之后，利用土耳其大选胜利后的声望，埃尔多安加紧了对居伦的打击和抹黑，并且将居伦称作“以色列间谍”和“美国间谍”，认为2010年的加沙救援船事件中，居伦“没有说一句以色列的坏话”，两人决裂已经彻底公开。
此次政变，背后也许有着居伦的身影。从当前的信息来看，7月下旬将要召开的土耳其“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很可能是促发此次政变的直接原因。在这次会议上，埃尔多安很可能开始对军方高层人士展开一次大清洗，因此在7月下旬会议开始之前，土耳其军中某些小团体主动发难，先发制人，也是情有可原。
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军队中的“居伦同情者”策划政变，和居伦亲自策划政变，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埃尔多安想要以居伦策划政变来要求引渡居伦，恐怕还得拿出更多证据。但是居伦和埃尔多安的关系无疑已经无法调和，两个曾经的“盟友”，也因为权力，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而最终走向对立。
作者是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生
土耳其军队中的“居伦同情者”策划政变，和居伦亲自策划政变，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埃尔多安想要以居伦策划政变来要求引渡居伦，恐怕还得拿出更多证据。但是居伦和埃尔多安的关系无疑已经无法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