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访问北京期间，我常常被问到，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对中国的严厉批评，是否标志着新冷战的宣言。我的回答是，美国和中国已经步入双边关系的新阶段，但冷战这种比喻具有误导性。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将成千上万的核武器瞄准对方，而且双方几乎没有任何贸易或文化联系。相反，中国的核力量非常有限，每年的中美贸易总额高达5000亿美元，而每年有超过35万中国留学生和300万游客赴美。对于当今的中美关系，更好的描述是“合作性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中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大约维持20年。朝鲜战争后的20年是敌对状态，在1972年尼克逊总统的著名访华之行后，双方进入了对抗苏联的有限合作阶段。
冷战结束后迎来第三个阶段——经济交往，美国帮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包括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在冷战后的第一个10年里，总统克林顿的政府两面下注，在强化美日同盟的同时，也改善与印度的关系。2017年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聚焦于大国对抗，中国和俄罗斯被视为美国的主要对手。
虽然许多中国分析人士将第四阶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难辞其咎。习近平拒绝了邓小平审慎的韬光养晦政策，取消了主席任期限制，大力宣扬民族主义式的“中国梦”，他就好比戴上了一顶印有“让中国再次伟大”字样的红色帽子。在2016年总统选举前，美国国内对中国的传统观点就已经开始改变，中国变得不受欢迎。特朗普的言辞和关税只不过是火上加油罢了。
自由的国际秩序帮助中国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幅减少贫困。不过，中国也通过补贴国有企业、从事商业间谍活动、要求外国企业向国内“合作伙伴”转让知识产权，使贸易环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
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把注意力集中在双边贸易赤字上是错误的，但许多人支持他对中国挑战美国技术优势的抱怨。
此外，中国日益增强的军力，给双边关系增添了安全方面的问题。尽管因为高度相互依存，美中关系的第四阶段并非冷战，但也远远不是一场典型的贸易纠纷，如美国最近与加拿大为进入其奶制品市场所发生的冲突。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第四阶段标志着冲突的开始。在这场冲突中，老牌霸主向崛起的挑战者宣战。修昔底德在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斯巴达担心雅典崛起，导致了这场战争。
这些分析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在美国引发类似的恐惧，他们还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作类比：当时崛起的德国让霸主英国感到不安。不过，一战的起因要复杂得多，它包括俄罗斯增强的实力在德国引起恐慌、巴尔干地区和其他国家民族主义兴起，以及哈布斯堡帝国为避免衰落铤而走险。
更重要的是，到了1900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超越英国，而中国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相当于美国经济的五分之三。与面对德国的英国相比，美国有更多时间和资本来控制中国的崛起。中国在亚洲受到由自然环境形成的力量平衡的制约，其中，日本（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印度（人口即将超过中国）都不希望受中国支配。
对美国来说，屈从于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恐惧，将会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而这是不必要的。所幸，民调显示，美国民众还未能够接受，歇斯底里地把中国塑造成像冷战时期的苏联般强大的敌人。
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像希特勒的德国或斯大林的苏联那样，对对方的生存构成威胁。中国无意入侵美国，也无力将美国逐出西太平洋。大多数西太平洋国家都欢迎美国的存在。日本是所谓第一岛链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承担着近四分之三的驻地费用，以维持5万人的美国驻军。
我最近对东京的访问让我确信，日美同盟十分牢固。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够保持这一关系，中国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希望渺茫，更不用说支配世界了。美国持有更好的战略牌，不必屈从于修昔底德式的恐惧。
不过，还有另一个因素让第四阶段成为“合作性竞争”，而非冷战。中国和美国都面临跨国挑战，如果不携手合作，就无法克服这些挑战。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遵循物理定律，而非政治规律。从非法毒品到传染病再到恐怖主义，国家的边界越来越容易被渗透，最大的经济体必须合作，以应对这些威胁。
中美关系的某些方面将涉及正和博弈。美国的国家安全必须与中国合力，而不是压制中国。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是否有能力从“合作性竞争”的角度思考问题。我们能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吗？在这个民粹民族主义的时代，政客们更容易制造对新冷战的恐惧。
（作者Joseph S. Nye, Jr.是哈佛大学教授，著有《美国世纪结束了吗？》（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
（英文原题：The Cooperative Rivalry of US-China Relations）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