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去年出版的上海书局纪念图集《源远流长》，发现这批图书里的最大宗竟是外国文学译本，而且分有数个系列：世界名著系列，顾名思义是文学巨匠作品，其中有俄国托尔斯泰《复活》、法国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法国司汤达《红与黑》。
外国诗歌系列，收的是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包括了美国《惠特曼诗选》、俄国《普希金诗选》、波兰《密茨克威支诗选》、英国《拜伦诗选》。
还有作家与作品系列，分国别介绍大文豪及其作品，有德国的歌德、席勒，法国的福楼拜、罗曼罗兰，英国的哈代、狄更斯，俄国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普希金，挪威的易卜生，还有美国的马克·吐温等。据说这个系列当年“非常好卖”，全拜书局编辑巧思包装，切中了读者的口味。
有人说这些是“港版译本”，可我一直有个疑问：这么多的文学译本，究竟出自何处，由谁翻译？要知道如此庞大的外国文学翻译规模，涵盖19至20世纪欧美俄苏文学，涉及多个语种，并不是当时的香港书业有能力承担完成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途径之一是看看这些译本的译者究竟是谁。幸好资料中的译者署名完整，我们看到英国文学里有卞之琳的莎士比亚剧作、拜伦诗歌，查良铮（穆旦）的雪莱、济慈诗歌，美国文学有楚图南的惠特曼诗选，法国文学是罗大岗的艾吕雅诗、闻家驷的雨果诗抄，而俄国文学里有李健吾的托尔斯泰戏剧、焦菊隐的契诃夫独幕剧等……
一本本看下来，心里就有底了——所谓“港版译本”，其实也许只能说是“港版印本”，事缘在全新封面设计之下，这些译本实则源自一套五六十年代大陆出版，人称“网格本”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整套书采用统一封面设计，暗绿底色配白色斜向交叉网格，衬出中间的书名、作者和译者名，“网格本”也因此得名。
中国近当代文学翻译史话从清末开始，走到上世纪中期峰回路转，来到另一个节点，而“网格本”就是这个节点的主角之一。1949年大陆政权易帜带来译林变故，以往译者自主的做法转为“计划翻译”。50年代中期启动的“首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翻译项目，自始至终都定调为“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本、一流的译者”。
或许正因为如此，这套丛书里的每个译本都出自名家之手，前辈译家个个译笔强健，他们当中不少人本身就是翻译家、作家、诗人和学者。这是一个名家译名著的历程，最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就是“杨绛译《堂吉诃德》，冰心译《泰戈尔诗选》，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季羡林译《沙恭达罗》，傅雷译巴尔扎克，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叶君健译安徒生……”
回想少时曾读过不少“网格本”，无奈当时懵懵懂懂，只顾看故事，译者是谁转眼就忘了。近来重读香港影评人黄爱玲的遗作，她借卢梭引用的一句“我在找人”道出了电影对“人”的寻找。也许每个人在一生不同阶段都会“找人”，我近些年愈发孜孜寻找，想找回那些年曾默默滋润过我们生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