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虽是一个十项全能裁缝师，但她从来没要我继承她的衣钵，也不鼓励我学缝纫。她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工字不出头。
1967年初在等待大学开学的那几个月里，因没什么事做，写信给当时在香港的老妈说要学缝纫，好给自己做衣服。老妈回信寄来一个地址，叫我去找她年轻时的闺蜜，叫惠华姨。
惠华姨当时在芽笼大路边开了家缝纫学校，规模不小，如今已忘了学校的名称。我在惠华姨的学校上了几堂课，学会量身、画图、剪纸样，做简单的上衣和半裙。大学开学时，自己做的几套衣服挂入了南大女生宿舍C座一个房间的衣橱。
从此没再动针线，直到两个女儿上幼稚园。
当时新款的桌上电动缝纫机已经面市，在挚友的鼓动下去买了一台有二十几种不同功能的缝纫机，乘年假为孩子们做最简单的衣服。我最“拿手”的一个款式就是用布做出一件桶状的“沙笼”，一头车上几圈松紧线，再加两条肩带，三下两下就完工。
两个女儿难得见到妈妈在家操弄缝纫机，于是围在桌子旁边转来转去，终于等到我这个0.1级裁缝为她们做好了十分清凉的裙子。成品出来，尽管十分简单，还是感觉良好。抓住两个穿上新裙子的女儿，拍了一组模特儿照。
母亲后来回到新加坡，之后的几十年一直坚持自己的衣服自己做。有时我逛服装店看到颜色好款式好又适合老妈的，也给她买几件。见面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把衣服翻过来看看领口、袖口和每一处接缝，然后用潮州话说： 哎呦，这样的东西也可以拿出来见人！
对这样的评语我已习以为常，老妈患了严重的职业病，无药可救。过了一阵，她还是会穿我给她买的衣服。
老妈去世后约两年，我才腾出时间整理她一屋子的宝贝。那几乎是她在香港时的所有家当：一叠叠没用完的布料，各色深浅不一像光谱一样齐全的好线，大小剪刀，修理针车的工具，机油， 还有一台保存得很好的电剪。
去年1月23日新加坡第一起冠病病例确诊，冠状病毒的威胁已然来到眼前。那时官方还没叫百姓戴口罩，但市面上各类口罩已经断货。1月25日是农历新年，初二那天老三一家开车去新山，好不容易张罗到几盒一次性口罩，回家马上送了一盒给老爸老妈。
2月中的一天，电视新闻报道了一名主妇开始做布口罩。第二天，我就去买了一台最简单的电动缝纫机——那台为女儿缝制裙子的缝纫机早因多年未用而报废。
一台200元不到的电动缝纫机，就这样开启了一个入门裁缝把口罩卖往全世界的神奇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