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任职的科技部门大改组，来自缅甸的莎丽因此成为我的组员。她自19岁起就来新加坡念书。毕业后，就留下来工作，并且和来自同乡的同学结婚。
莎丽待人接物温文有礼，工作态度认真，为人处事态度谦和。虽然她的英语表达能力一般，但工作表现和其他同事比起来毫不逊色。为了奖励她的优越表现，我曾两度提名她参选由新加坡银行协会所举办的卓越服务奖。结果，她两次都获奖。
2014年初，她和丈夫开始考虑一起回去缅甸发展。她犹豫不决之际曾找我面谈，希望听取我的意见。虽然我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翁山淑枝》的文章，但我对缅甸的认识非常肤浅。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敢提供任何的建议，只能默默地聆听她诉说内心的矛盾和纠结。
当时她才30出头，所掌握的IT技能又是炙手可热的商业大数据分析，留在新加坡肯定大有可为，为何要回归祖国？她说双亲年纪老迈、体弱多病，她作为独生女理当就近照料他们，责无旁贷。这样的理由和当年翁山淑枝从英国回返缅甸照顾母亲的情境颇有相似之处。亲情恩重如山，任何不回归的理由与之相比都显得苍白无力。于是，他们在同年4月就落实回归缅甸的计划。
回国后，莎丽的事业如鱼得水般顺遂如意，先生经营的生意也蒸蒸日上。他们在享受个人的经济成果之余，从不忘做扶贫济困的慈善工作。不料，就在一切看似岁月静好的当儿，缅甸军人于今年2月1日再次发动政变。
政变新闻见报后，我马上联系莎丽。由于军方全面封锁了互联网，我联络不上她。24小时后，她终于捎来简讯报平安。之后，我每隔数天就会上面簿看看她的动态，偶尔也发个简讯和她闲聊几句。
起初，我担心她会走上街头参与示威而招致危险。她说为了让父母安心，她不会走上前线抗争。这是否意味着她是选择明哲保身的怯懦者？她在面簿转发了一则短文以表达她的立场。
当中有那么一段文字：“不要责怪旁人不能像你一样牺牲服务。我们彼此的生活状况、观念和勇气是不一样的。捐饭盒也是抗议，捐钱也是一种抗议，提供法律支援和免费交通也是一种抗议。如果这些人都参与示威抗议，谁来承担他们的任务？每个人都有自已的位置。”为民主自
由舍身取义的人固然可歌可泣，但在后方为前线人员默默地提供支援的人也不可小觑，他们的贡献一样举足轻重。这是我认同的立场。
自从军方开始暴力镇压后，莎丽所任职的外资银行开始撤离所有的外籍员工。虽然断网的日子频繁，社区不时传来枪击声，她依然坚守岗位，如常办公。以莎丽的学历、才干和资源，她绝对有离开缅甸的本事和渠道，但她选择留下来。因为，她清楚知道在这场抗争中属于她的位置——她须要就近守护她的家人，并支援她的同胞和国家。
我所认识的莎丽，一如既往般温柔似水，但对信念的把持却坚韧如石。我为她感到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