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1958年本地战后最大规模的书禁，不能不说说这个故事的后半部——争取政府予以部分解禁。
1958年的那场书禁，发生在那年的10月。10月23日，本地两家大型华文报章《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都在“本埠新闻”版头条位置，登出一则政府公告：“星加坡政府现已决定实施一禁令，禁止输入、贩卖及发行[…]中国或香港经营总共五十三间中国出版社所出版之所有出版物。”
此处的关键词不仅是“53间”，更在于“所有出版物”。这个禁令对本地书业带来的震动之大，可从本地书业公会会长、南洋书局老板陈育崧发给中华总商会的一封函件中窥得一斑。这份函件发于10月底，在两大华文报章上均有刊载，函中陈育崧以“地毯式”一词形容书禁的规模：“新智书刊来源断绝，势必阻碍进步，故敝会请求贵会予以声援，能促政府将所谓‘良’与‘不良’之间分清楚界线，勿‘地毯’式的笼统禁绝。”
事实上，书禁对本地华文书商来说并不陌生。自1915年7月英殖政府通过《禁止煽乱出版物条例》，针对华文书籍的书禁行动从未停止，战后尤其频繁；次数之多数不胜数，规模亦大小不一，小至禁止一两种图书入口，大至把多家出版社的多种出版物列为不良刊物，本地华文书业可说是久经风雨，然而1958的书禁却是一场前所未见的大风暴。
所幸见得风雨多了，就知道如何应对了。从当年华文媒体的报道可见，总商会果真不负所望，领头与书业公会一道向政府提出交涉，力陈此次书禁给本地书业带来的沉重打击。此举看来奏效，不久后林有福政府开始松口表示愿意考虑，即一方面严禁宣扬左倾思想书籍的同时，另一方面会酌情考虑书业提出的解禁申请。
这个书禁故事，于是有了后半部。书禁令公布的数天后，书业公会设立小组委员会，专责“协助同业申请豁免”。据一位曾亲身参与争取解禁讨论的书业前辈回忆，这个小组委员会由数家进口书商牵头，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梳理各家书局的现有存货，并据此开列一个申请豁免的书单交由政府考虑。
就这样，事情渐渐出现转机，较大宗的解禁始于1959年初：2月，总督颁令豁免295种图书，大多为科普技术类书籍；5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的百多种出版物免于受禁等；10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部分图书得到豁免，250种悉数为翻译作品……
这个争取部分解禁的片段，是1958书禁故事的一部分，前辈的生动回忆丰富了这段少人提及的历史，让人几能看见当年的画面：每到周五下午，人们会格外留意政府发表的白皮书，因为获得豁免的书籍名单会在白皮书里公布。当时往往是名单一出来，各家书局便火速从库存中取出相关图书，重新上架销售。“此时书店内外早有不少顾客在等候，其中很多是周末回家的南洋大学学生。”前辈说。“很多时候书一上架，不消一会儿就被一扫而空。”（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