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脉搏
广州报道
作为唯一在中心城区仍有大量城中村存在的中国一线城市，
广州彰显了这座城市的包容性，也凸显了治理与改造城中村的复杂与艰巨。
从早期开发商主导改为目前市政府掌控有序规划，广州展现了改造城中村的长线思维，
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继续释放区域的原有红利，着眼于城市的整体功能。
五年前，大学刚毕业的陈君利提着行李来到广州打拼，和很多“广漂”一样，陈君利选择到城中村落脚。在天河龙洞村——一个聚集了大批外来人员与大学生的城中村里，他与另一名“广漂”合租一套近40平方米的住宅，开始了他广州生活的第一站。
“治安差、杂乱、不安全”，这是很多人脑海中对城中村的印象。同时，这里的人口高度密集、快速的人员更替，也意味着活力、热闹，以及便捷的生活机能配套。其中，租金低廉无疑是城中村吸引人最重要的原因。陈君利受访时说，他现在每月支付租金700元（人民币，下同，142新元），相较于附近的花园式小区，一套80平方米的住宅租金高达4000元。
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城中村承载了他们各自的梦想。五年过去，陈君利仍然居住在这座城中村，不过，因工作勤奋，他的收入已较五年前大幅提升，此外，他用积蓄在粤北家乡韶关乐昌支付了一套房的首付，将父母与妻女接至新房，如愿以偿做了“房奴”。
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购房，对于类似陈君利的外来普通工薪人员来说，当然是难度不小——作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城中村的存在极大降低了城市门槛，帮助大批外来人员低成本进入城市。《广州日报》称，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大大小小的城中村有304条，居住人口近600万，其中外来人口约500万，村域面积共716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整个新加坡。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今年3月发布的《2016全球生活费调查》报告分析说，近85%“广漂”选择在广州的城中村租房是因为“房租低”。
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为快速发展的城市带来人口红利，提供多元性的可能，并带来勃勃生机，他们当中不少是为这座城市提供服务的人群，包括快递员、送水工、快餐店员等，还有大量每日往返于摩登大楼与城中村的逐梦者，随着城市一同成长，在发展大潮中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
城中村改造艰难
与北京、上海、深圳相比，广州是唯一在中心城区仍有大量城中村存在的一线城市。关注城中村改造的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广州众多城中村彰显这座城市的包容性，但与此同时，广州关于城中村的问题也更多，治理与改造更具复杂性。
韩志鹏指出，依据现有规定，城中村的整体改造需要100%的村民同意，相关补偿协议要有90%以上村民同意并签署，整体改造才可正式动工。他以正在进行的白云区田心村的整体改造为例，指出广州当局有意将该村作为全市城中村改造的示范点，不过，改造过程遇到各种现实性问题，相当不容易，为此，广州前任市长陈建华曾五次到田心村，召开协调会并指示相关工作。
韩志鹏说：“一个由市长亲自推动的城中村改造，尚且如此艰难，更何况其他城中村的改造。”
一方面，村民为维护权益与政府顽强地抗衡与拉锯，各方的利益博弈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如何有序规划城中村改造，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继续释放区域的原有红利，都考验着政府这只“有形之手”。
改造城中村的目的或为拆迁，转为兴建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等建筑，或为加强治理，整治城中村的脏乱差等问题。2009年，广州曾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力争用10年时间，基本完成全市“三旧”（主要是旧城区、城中村、旧厂房）改造，用三年至五年时间，基本完成位于城市重点功能区的旧城成片重建改造工作。
当时，广州曾经提出，冼村、石牌、三元里等52条“城中村”要以整体拆除重建为主。
及至2014年，广州公布的城中村三年改造计划中，“拆除”城中村的思路变为“改造”，计划中提出，从2014年到2016年，广州在三年内要投资100亿元改造城中村，包括消防整治、管线整治、燃气改造、给排水改造、垃圾分类和网格化管理六大整治任务。
改造规划 更民主更尊重民意
研究旧城改造的戴德梁行（DTZ）广州策略发展顾问部助理主管及董事陈维政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广州早前由开发商主导进行旧城改造，但这种模式遇到了一些问题，后来改为通过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手段进行城中村改造，在政府综合考虑城市片区的功能、制定好改造方案之后，再引入开发商竞标。
陈维政指出，以广州的转变来看，城中村改造由短线思维变成长线思维，避免过去开发商主导改造只着眼于眼前利益的可能，而会更多考虑到城市的整体功能。
韩志鹏则认为，随着城中村改造的逐渐深入，地方政府在处理相关课题上有更民主、更尊重民意的转变，在改造城中村的规划上，水平也有所提升。
拆迁城中村=降低城市竞争力？
城中村存在诸多管理上的问题，但作为中国城市快速发展扩张的特殊产物，这也是一种必然的存在。
参与编撰《中国百村调查从书·石牌村》的广东社科院黄绍汪副研究员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总结说，外界对城中村的态度大致三种，一是认为城中村是城市文明的包袱，不仅有损城市形象，而且藏污纳垢，在治安、消防、卫生等问题上成了社会治理的难点。
第二种看法是认为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新移民”的载体，低廉房租吸引众多外来务工人员；城中村是在广州务工人员以及“蚁族”“蜗居”人群主要集居地。
第三种看法认为，在一些城市外延与城乡结合地区，因城市扩建，原有农民转为城市居民，他们大多因知识结构生存惯性的原因，一时难找到新工作，于是将住房改为出租屋，形成的城中村，也成为这些失地农民的重要经济来源，城中村也发挥了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保留低成本生活区呼声越来越高
从经济和城市发展角度来看，城中村的改造有利于改善人居环境，消除安全隐患，提升城市现代化形象，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更多人从社会服务和人文关怀的视角来看待城中村，关注“城漂族”、建议保留“低成本生活区”的呼声也越来越多。
正在进行城市改造的特区深圳，目前中心城区的城中村日益减少，并且随着房价的飙升，城中村内的租价也“水涨船高”。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樊纲本月中旬在深圳经济发展趋势论坛上表示，深圳是中国大城市里唯一靠知识产业、靠高新科技产业立足和发展的城市，高教育水平、高端人才的比重相对较大，不过，“如果你把城中村完全消灭掉，把农民工完全逼出去，完全没有服务业人口，（深圳）这个城市也没有活力”。
樊纲指出，城市的发展需要均衡的人口结构，深圳本身还需要一些低端产业，需要一些低教育水平的人口，否则“生活费将会趋高，企业成本也会更高，竞争力反而下降”。
深圳世联行集团董事长陈劲松则提醒说，政府对于城中村改造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指出，城中村在深圳的崛起，本身就是市场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巨大作用如果全部靠政府来支付是不可能的，比如现在保障房建设所遇到的困难，就证明了这一点。
陈劲松指出，大量居住在城中村里的人，是失去话语权的一部分人，或者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恰恰是他们，支撑起这座城市。
支持者：城市升级必经阵痛过程
另有一些观点认为，城中村的渐渐消退，将是转型升级必经的阵痛过程。
陈维政受访时指出，从静态思维看，城中村的减少确实会带来外来人员逃离城市、劳动力减少、企业成本提高等问题，然而，从城市升级发展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与从事低端产业人员的减少，是推动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必经过程，旧产业逐渐被淘汰，高科技产业与人才得以慢慢集聚。
陈维政也指出，每座城市有不同的现实状况，深圳与广州的情形就不尽相同，深圳土地稀少，推进旧城改造也比广州更具迫切性。
广州的城中村除了数目众多，推进改造的过程也极为缓慢。韩志鹏指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并非所有城中村都具备拆迁的条件。以广州来说，整体改造10%到20%左右的城中村“已经很了不起”；从目前状况来看，根本不可能将市内城中村全拆除，或不至于因此引发劳动力短缺、城市竞争力受到影响等问题。
城中村改造无助提升城市功能?
有规划专家指出，城中村改造项目中，村民和开发商都尽可能为自己争取利益，在开发过程中往往是追求容积率最大化，结果是改造项目大部分变成了超级楼盘，这对于城市功能提升起到的作用，还有待评估。
广州早前有人大代表提出，不希望一个个城中村变成一个个楼盘，也不希望改造后的城中村和旧厂房因在规划上没落实有效配置，原来的容积率不但没减，反而扩大，导致城市功能不但没提升，还造成更严重的“城市病”。
陈维政表示，在以开发商为主导的城中村改造中，更多是以利润为先，从保证开发商利益的角度来规划项目，倘若政府在相关规划中缺位，可能造就超级楼盘，项目没体现本身的城市功能。
针对广州的城中村，腾讯房产今年4月进行了一项调查，近3000名受访者中，约50%表示没有了城中村，会离开广州；26%选择换租小区房，13%选择买房，11.5%选择到周围城市租房，继续在广州工作。
每座城市的现实状况不同，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旧城改造难题也不尽相同，有些城市正在慢慢告别城中村。《河南商报》称，郑州的城中村拆迁改造已进入扫尾阶段，今年年底前，郑州将全域实现城镇化，届时全市再无城中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