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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又被聚焦了，这回是因为他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围绕着刘晓波能不能出国接受治疗，中国与其“敌对势力”正进行新一轮角力。
刘晓波出名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中国正经历一场难得的思想解放运动，言论环境比较宽松，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的刘晓波经常以犀利言辞批判中国政治和文化，极力推介西方价值观，成为那一波启蒙运动中的“名士”之一。
刘晓波当时发表的“出格”言论包括：中国的落伍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这可能与人种有关”；中国需要当三百年的殖民地才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变革；“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肖子孙，且以此为荣。”这些言论后来被官方用作批判刘晓波的证据。
1989年4月，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各地出现学潮。正在美国访学的刘晓波决定提前回国，并给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送去从海外募集的数千美元和上万元人民币。5月13日，北京数百名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刘晓波第二天就到现场表达支持；6月2日，刘晓波发表《绝食宣言》，与台湾歌手侯德健等四人开始绝食，被称为”广场四君子“。
1989年6月4日凌晨，面对戒严大军包围，刘晓波、侯德健等人成功说服数以千计的人员撤离天安门广场，避免了更大的伤亡。六四事件后，官方虽然将刘晓波定为学生运动的”黑手“，但因他劝说学生和平撤离广场，官方对其免于刑事处罚。
抛开政治歧见，刘晓波当年不计安危回国参加学运，并在千钧一发之际参与挽救了许多宝贵生命，这种勇气和牺牲精神是大多数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不仅如此，六四后失去工作的刘晓波有多个机会出国去“吃民主饭”，官方也希望他离境，但他坚持留在中国继续参与民运活动，并为此两次被劳教。
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并联合300多名中国各界人士签署。他再次锒铛入狱。2009年12月8日，刘晓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后被北京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2010年10月，刘晓波获得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耀——诺贝尔和平奖。对于刘晓波多年的坚持、牺牲和获奖，中国官方和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刘晓波本人反而看的更开，他在狱中陈述中说：“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遭遇看待国家发展和社会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从慷慨激昂的“名士”到无怨无悔的囚徒，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到肝癌晚期患者，刘晓波用30年的风雨人生诠释了他的执着和信仰。尽管刘晓波的理想未必符合中国实际，外界有关他的一些话题也确实出于政治考量，但是，他为理想献身的精神还是值得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