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稿：菲佣登陆 ？

华南脉搏

中国商务部《2015年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报告》预测，中国家政市场年产值在2016年或2017年能达到人民币两万亿元规模，家政公司收入将增长到人民币4000亿元。中国家政市场的巨大潜力，早已催生出更专业与更高端的细分市场需求，不少舆论对‘引入家政专业扬名国际的菲佣」持正面态度，认为「菲佣入华」将解决高收入人群的家政服务需求，并为中国家政提供行业标杆。中国目前仍未开放菲佣市场，但媒体过去几年陆续出现整治非法菲佣中介、遣返菲佣、处罚雇请菲佣行为等相关报道，在在暴露通过地下渠道聘请菲佣在中国早已不是零星行为，菲律宾劳工部长去年在香港演讲时也透露「没取得就业许可，在大陆打黑工的菲佣人数接近20万」。走在法律对立面的菲佣，漂洋过海到大陆工作很可能无须再担惊受怕——据菲媒上月31日报道，菲律宾劳动就业部发布报告称，中国打算聘请菲律宾家政服务人员前往北京、上海、厦门等五大城市就业。中国官方虽未证实「菲佣入华」的消息，但也没明确否认。迹象显示，菲佣光明正大在中国工作，不是遥遥无期。

“你永远不会看见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显得无所事事的样子。”评价自己聘用的菲佣，任职于广州某企业的高管人员李沁（化名）给出的关键词是“专业”。

李沁2015年通过广州一家菲佣中介聘请了艾斯黛拉（Estella）——这在中国并不合法，但雇请菲佣已然是一些中国高收入家庭的选择——为此，李沁当时支付给中介公司1万5000元（人民币，下同，3058新元）的中介费，根据双方约定，李沁每月支付给艾斯黛拉的薪金是6000元。

寻求更专业家政服务的李沁没失望，她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表示，相比中国的家政阿姨，无论是做家务还是对待孩子，“菲佣的专业性和态度都要好得多”。

她举例说，在跟孩子交流的过程中，艾斯黛拉会将声量控制得非常合适，从不大呼小叫，即便孩子做错了事情，也不是大声喝止，而是温和地说“No, baby”，然后耐心加以引导。又比如，全家人出去吃西餐，艾斯黛拉吃完后，会整理自己面前的盘子，把餐具尽可能收拾得整齐干净。“这些好习惯无形中会影响到孩子。”

最让李沁满意的，是菲佣对自己的清晰定位。她说，艾斯黛拉通常会提前完成需要出现在雇主生活区域的工作，雇主回家后或是有客人来时，她再去做不需要呆在雇主视野范围的工作，比如去阳台洗衣服，“她不会让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干扰”。

李沁所提及的这些，都是她认为中国家政阿姨难以做到的“专业性”，正因为此，受过高等教育的她明知这雇佣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也不惜支付更高费用，去聘用游离于监管外的菲佣。

中国城市母婴论坛上，不乏有网民谈起雇请菲佣的经历。在论坛“辣妈帮”上，一名深圳网民评价自己请的菲佣“干活勤快干净，对孩子挺好，也守规矩”；还有人表示“和菲佣相处之后，终于明白为什么香港人热衷于请菲佣”。

不过，进入中国大陆的菲佣，也并非个个都有良好表现。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去年审结一起菲佣盗窃雇主案件，涉案菲佣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满后被驱逐出境。

截至目前，中国大陆仍未开放菲佣市场，只有获得在华永久居留资格或持有工作类居留许可的外籍人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才被允许聘用外籍家政服务人员，普通家庭雇请菲佣并不合法。换言之，目前以不同方式进入大陆普通家庭的菲佣、印（印度尼西亚）佣、缅佣、泰佣等人员，均没有取得就业许可，属于“黑工”，随时有被逮及派遣回国的风险。

海外务工的菲佣习惯于在休息日聚集，以解思乡之情，李沁聘请的艾斯黛拉为天主教徒，当时她与另几个在广州务工的菲律宾同乡在外面合租一间房，方便周末聚会，再一同去教堂礼拜。去年的一个周末，艾斯黛拉到租处时被广州警方扣查，结果因签证过期被遣返回菲，李沁因此失去了满意的帮佣。

像李沁一家这样曾经聘请或计划聘请菲佣的家庭，在中国不在少数。在百度上搜索“菲佣中介”，可以找到设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多家中介公司，一些网站上也有不少菲佣中介挂上去的信息。

早在2008年，《广州日报》已报道，广州、深圳等中国沿海城市已有千余名菲佣，但她们多是以“教师”等隐性身份，由劳务中介以打“擦边球”的不正规方式引进。

过去几年，媒体上陆续出现重庆、广州、福州等地整治非法介绍菲佣的中介机构、遣返菲佣、处罚雇请菲佣行为的相关报道，显示通过地下渠道聘请菲佣，在中国早已不是零星的行为。菲律宾劳工部长贝鲁（Silvestre Bello）去年在香港演讲时也透露，越境到大陆非法工作的菲律宾家政工人数量“惊人”，人数有接近20万。

本报记者以有意聘请菲佣的身份，致电一家总部设于广州、号称为中国各大城市客户提供菲佣家政的公司询问。该公司称，专为中国演艺界、商界成功人士提供菲、印、缅、泰、孟加拉佣工。

对方自称从事菲佣介绍10余年，手头资源丰富，可按照雇主需求介绍菲佣。雇主可先从菲佣资料与照片中挑选，有意向后再安排微信视频。如果符合要求，雇主须先交纳一万元左右的定金，菲佣再过来广州面谈；一旦确定入职，雇主须缴纳2万5000元中介费。

菲佣专业赢得口碑

菲佣以专业水平扬名，据菲律宾海外就业管理局年报显示，2015年，菲律宾通过正规途径输出的家政人员超过19万人，其中以沙特等海湾国家和东南亚地区分布最多。

《环球时报》本月初刊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的文章称，菲律宾的家政服务业之所以这么发达，除了语言优势之外，更重要在于经营管理模式。

在菲律宾，家政教育十分普及，几乎所有的中学和大学都开设家政课。菲佣大都是中专以上学历，大学生及持有护士、医师或教师执照者也不在少数。

此外，菲律宾家政服务采取公司化运营，注重维护品牌和声誉，注意培养员工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态度，重视员工的培训和权益维护。由于职业声望较高，所以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加入其中。

菲佣入华　绿灯即将亮？

随着中国人“富起来”，家政服务也成了一个巨大市场。商务部2015年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家政市场规模达9600亿元，2014年市场规模达1万1300亿元，2015年市场规模再进一步扩大到1万3500亿元。当时预测，中国家政市场年产值在2016年或2017年就能达到两万亿元规模，家政公司收入从2015年的3386亿元增长到4000亿元。

在两万亿元规模的家政市场中，根据需求催生更专业与更高端的细分市场，早已呼之欲出。

中国对菲佣的限制也有望逐步放开。《菲律宾星报》网站上月31日报道，菲律宾劳动就业部30日发布报告称，中国打算聘请菲律宾家政服务人员前往北京、上海、厦门等五个大城市就业，并承诺给予“很高的工资”，双方正在研究为受聘的菲律宾家政服务员提供最高10万比索月薪（1.3万人民币，2638新元）的可能性。

中国官方并未证实这则“菲佣入华”的消息，但也没明确予以否认。环球网早前报道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新闻发言人李凌霄表示不掌握此事情况。截至目前，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尚未对此做出回应。

菲律宾劳工部副部长杜米那多（Dominador）本月初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证实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上个月曾派代表与菲劳工部进行过初步讨论。杜米那多称，目前双方的接触是探测性的，下个月可能会有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菲律宾，届时或有进一步讨论。

中国或将开放菲佣服务，这一消息立即在中国引发热议，一些高收入家庭跃跃欲试。《新京报》与清研智库本月初联合推出一项调查，接受调查的网民中，超过四成的人士认为，一旦放开菲佣，会选择雇请菲佣。

今年35岁的章一凡是广州某媒体的营销主管，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她便明确表示一旦开放市场，会立即着手雇用菲佣。章一凡说，如果不是因为签证方面的问题，他们早已选择聘请菲佣——章一凡的丈夫在国有企业任职高层，这一身份令他们在选择帮佣时更为谨慎。

在章一凡看来，除了提供专业服务外，他们最重视的一点，是菲佣不会与小区内的其他住户闲言闲语，互聊东家长西家短，而这正是不少中国家庭帮佣的日常消遣。

她说，自己雇请的阿姨带孩子出去散步时，经常会与他人聊到自己家庭的情形，或是与同行互相攀比，最后又由他人反馈给她，令她相当头疼。

菲佣大多会说流利英语，这个特点在不同的中国家庭里看法各有不同，相当一部分中国家庭认为这是优势，可以给孩子带来英语环境，但也有一部分家庭不这么认为。

受访的李沁与章一凡都表示，菲佣会说英语并非他们的考虑因素，她们反而担心菲佣的菲律宾口音可能影响到孩子。不过，早早便将孩子送到正规英语机构学习的李沁，没遇到这种情形。

《菲律宾星报》提及，中菲双方正在研究为受聘的菲律宾家政服务员提供月薪最高人民币1万3000元的可能性——这一薪资在中国家政行业属于高水准。菲副劳长杜米那多对《南华早报》表示，关于菲佣月薪为1万3000元的报道不准确，但他并未就这一数字给出更详尽解释。

从目前媒体透露的信息来看，通过地下雇佣市场进入中国任职的菲佣，大多没达到这一薪资水准，月薪普遍在6000元至7000元左右。

上述广州菲佣中介接受电话咨询时称，菲佣在广州的月薪大约在6500元左右。大陆网络论坛上一篇题为《说说我用菲佣的经历》中，作者提及在2015年雇请的菲佣月薪为6000元，这一数字还引发不少网民回应“太值了”。

章一凡告诉本报，她目前聘用的中国籍家政阿姨月薪已达5000元，如果未来菲佣市场开放，她不介意每月再多花一点钱购买更专业服务。章一凡也认为，从目前信息来看，“雇请菲佣并不比本地阿姨贵太多”。

菲佣专业冲击中国家政业？

中国家政服务市场庞大，但市场不规范、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长期存在，同时，季节性的“保姆荒”愈演愈烈，近年来，引进菲佣的呼声增多，在2008年、2015年的地方“两会”（人大与政协年会）期间，就有广东和上海的人大代表分别建议引入菲佣，以解决“保姆荒”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小普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中国迟迟不开放菲佣市场的原因，是因为早年中国本身存在需要解决大量农村劳动力到城市打工就业的问题，他们当中的女性很多都是从事家政服务，如果允许国外劳动力进入，将会冲击中国本土家政人员的就业机会。

周小普也指出，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市场人数持续减少。以北京为例，家政市场目前已常常感到从业人员的短缺。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家庭服务社会化程度较低，随着人口老年化的加剧，对家庭服务特别是老年人照顾的需求又在持续增长，中国也没有形成某些国家已存在的互相照顾式老年人社区服务；加之社会传统观念仍然认为家政服务是“地位低的工作”，导致不少身体强壮的大爷大妈宁可赋闲在家，也不愿意从事家政服务，这部分社会力量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从过去一直不开放外籍劳工来华，到现在开始有意愿引进菲佣，也有一些民众相信，这也与中菲两国关系改善有关。倘若开放部分市场引入菲佣，会否冲击国内家政市场，倒逼中国家政服务的质量提升？

周小普认为，这或将带来一定影响，但不太可能带动中国家政业的整体提升。她认为，菲佣的优势在于其专业性，但她们基本上不会说汉语，再加上生活习惯、文化背景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中国的服务家庭将局限于比较小的范围，需要照顾老人或完全不懂英语的家庭，相信就不会考虑菲佣，她们对其他本土保姆的影响短期内也将是微乎其微。

但周小普预见到，菲佣进入中国可能带来的一个影响，是会抬高行业的平均薪资。目前，中国保姆的平均工资已经超过一些优秀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以北京为例，照顾婴儿和失能老人的保姆平均月薪已达到人民币6000元左右，有的甚至更高，而一些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收入可能还达不到这一数字。在经常出现“保姆荒”的背景下，菲佣入华可能进一步抬升行业价格。

不少中国舆论对“菲佣入华”持正面态度，认为这将带来积极影响，包括解决高收入人群的家政服务需求、为中国家政提供行业标杆等。但周小普认为，前景或没大家想的那么乐观，背后还有一系列未知数。

她指出，菲佣在海外有类似行会的组织，帮助解决她们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但中国的工会组织都有着政府背景，中国当局能否接受菲佣拥有行会组织，双方又将如何协商达到某种共识，都十分不明朗。

菲佣在工作当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香港菲佣就曾出现过集体抗议活动，而这样的行为在大陆是受到管控的，倘若入华菲佣出现集体性诉求，她们该通过何种渠道与形式来表达诉求？这些都将是政策落地前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