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棒棒应变自救也＋

重庆麻辣锅

几十年来靠“挑东西”养家餬口，肩挑竹棒、扛着沉甸甸货物穿街走巷的重庆“棒棒军”和众多行业一样，

不能幸免地被大趋势卷入互联网新经济时代，同样避不开科技带来的颠覆性挑战，年纪渐长的这个群体，正面临被时代淘汰的命运。

“棒棒军”以变应变，肩上竹棒如今已成为兼做各种劳力工作的标志，转型为“棒棒＋”的他们也跟上潮流，通过智能手机接单。

面貌已然不同的“棒棒＋”是否真有转型升级的空间，抑或迟早被互联网新经济时代淹没，终须退出历史舞台？

他一手提着缠绕着粗绳的竹棒，另一手握住开着导航功能的智能手机，在冬季寒风凛凛的重庆解放碑商圈穿街走巷，寻找的目的地是记者的住家大楼，任务则是把一个20公斤重的箱子，抬到500米外另一座大楼。

陈兵（42岁）是重庆俗称“棒棒”的搬运工人。1月份一个周日下午，他通过一款名为“搬哥”的手机软件，接下《联合早报》记者这单70元（人民币，约14元新元，下同）的生意，从10公里外的渝北区，挑着一根竹棒，转搭两趟轻轨来到解放碑，一小时后终于抵达记者家门前。

“还要自费坐轻轨，70元才能接！”当了10年棒棒的陈兵用重庆话开玩笑向记者“抱怨”。

换做是一个月前，习惯在商圈接熟客生意的陈兵，根本不可能大老远跑到10公里外挑货，但他不久前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态，下载了重庆一家起步公司开发的“搬哥”软件，通过类似打车软件“滴滴”的定位功能，与需要搬运服务的客户对接。

虽然每单会被抽走10多块钱的中介费，但陈兵说：“至少现在远的生意也可接，比较方便。”

像陈兵这样的山城棒棒，是中国40年前改革开放以来，重庆独有的一道人文风景。他们许多是上世纪80年代起从区县来到主城的农民，一个个挑着标志性的竹棒和粗绳，在码头、车站、批发市场等提供搬运服务，大至工地水泥袋，小至老人上巴刹买的菜，几乎“无所不挑”。

在大兴土木的那个年代，棒棒是不可或缺的城市建设者，尤其是在地势崎岖的重庆，全城据估计一度有多达30万名棒棒。但随着重庆的交通建设越来越完善，加上老一辈棒棒退出舞台，棒棒军的规模也逐年缩小，有媒体估计如今不超过一万人。

近几年，互联网经济衍生高科技快递和物流服务，更进一步冲击棒棒行业，为他们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不小的改变。

像“搬哥”这样的手机软件，便试图改变棒棒固定地点接单的生意模式，同时也挑战一般人对于棒棒老龄化、不谙科技的刻板印象。

目前，推出仅几个月的“搬哥”虽然关注度高，但接单太慢、等不到棒棒等问题受一些用户诟病，也有人认为，上了年纪的棒棒不会通过智能手机接单。

“智能棒棒”概念能否起飞仍是未知数，但这个平台的出现，至少为棒棒这个老行业带来了新的突破口。

实际上，在“搬哥”这类科技工具出现之前，山城棒棒的工作内容和形式近年来已改变不少。20年前，棒棒们日复一日聚集在繁忙的朝天门地区，无时无刻挑着竹棒来回搬货的画面已不复存在。

如今，陈兵每天出门工作还是会带着竹棒，但真正用它来挑货的次数越来越少。

他笑说：“竹棒放在身上，是一个标志嘛！人家看到就会来找你，叫你干其他活儿。其实，竹棒很多时候好几天都用不上。”

陈兵和他的棒棒同行“兼职”很多——有人当油漆工，有人在仓库搬货，还有少数人去送外卖，“只要给钱，都可以做”。这些工作的共同点是需要体力，工作性质与棒棒相差不远。

棒棒化身“八爪鱼”的原因简单：随着运输物流业越来越发达，棒棒面对搬运公司、快递公司，甚至外卖的竞争，生意少了，当全职棒棒已不足以养家活口。

当了20年棒棒的邹维国（46岁）五年前就决定“转换跑道”，早上到货仓当全职搬运与分货员，下午放工后才到朝天门批发商场当棒棒。

他解释说，快递业几年前兴起后，在朝天门当棒棒的收入（每月）减少约1000元，“单做棒棒不能生存了”。如今他一人打两份工，每月收入可达6000元，生活还算过得去。他也庆幸，新雇主为他买了养老保险，如今生病有保障，这是他过去从未享有的福利。

会干脆放弃当棒棒吗？邹维国倒觉得，当棒棒还是有好处：“下班没事，找第二份全职工时间又不配，当棒棒时间最灵活了，有时一个下午可挣个七八十块，不错了。”

对邹维国而言，如今当棒棒更像一场碰运气的游戏。采访当天，他在朝天门一商场门口默默站守许久都等不到生意，回家路上却偶然被路边一家小店店主叫住，要求搬一箱货上楼，短短10分钟的工作，20元入袋。他告诉记者：“当棒棒就是要眼观四方，耳听八方。”

另一名同样拥有20年资历的棒棒蒋光万（52岁）则兼职当“棒棒油漆工”和“棒棒水电工”，客户常会要求他把水泥、材料、工具等挑到工作地点，就着就在地进行粉刷或维修。

蒋光万比喻说：“棒棒就像城市的‘万金油’，以前只搬东西，现在啥都要学做一点，慢慢学嘛，当然也比较累……不喜欢也没办法嘛，我们文化低，想做办公室工作也做不了啊。”

背影终将远去 棒棒精神不朽

随着重庆棒棒军的规模逐年缩小，越来越多艺术与影视作品开始记录这个特殊群体。从幽默的草根电视剧《山城棒棒军》到真实感人的记录片《最后的棒棒》，棒棒军今时今日的实际商业价值或许不大，文化价值却越来越受推崇。

《最后的棒棒》导演何苦直言，棒棒行业的处境相当尴尬，对一般重庆人而言，“棒棒是可有可无的行业了，他们已经是在夹缝里生存了。”

但从文化价值的角度，何苦相信，棒棒能给予的还有很多：“棒棒代表着勤劳和坚韧的精神，他们每天挑东西都得爬坡上坎，而中华民族多年来改革开放路上，不也是爬坡上坎、负重前行？这样一种内在品质，是棒棒所能代表的。”

何苦清楚记得和一名73岁老棒棒的对话：“我问这老头，你现在挑得动多少？他的答复是：别人挑不动的，我就得挑”，道出的正是棒棒不介意吃苦的精神面貌。

但他坦言，自己怜惜的仅是老一辈的棒棒：“今时今日，60岁以下的人，还扛着一根棒棒在大街上守活儿，挣不到钱，这样的人我瞧不起。

“但60岁以上的，他是因为没文化、没知识，想转型也转不了。他不给国家或家人添麻烦，靠着自己的棒棒养活自己，这是值得尊敬的，我要向他们致敬。”

多年来，棒棒一方面因教育和文化水平低下而被视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另一方面却也因刻苦耐劳的形象，被赋予正面的文化认同，尤其所谓“棒棒精神”更受各界推崇，包括四年前到重庆考察时赞扬棒棒是“中国人民勤劳象征”的中国总理李克强。

在重庆聚集最多棒棒的朝天门批发市场，对棒棒心存感谢的也大有人在。

在该处做了10多年生意的首饰店店主洪品国（50岁）说，小件货物用快递虽然方便，但大件货物还是需要叫货运公司，这时就需要棒棒把大件货物搬到货车上，“有时我们发货的时候，全商场都喊棒棒！”

他相信，重庆到处都需要爬坡上坎，棒棒因此不会完全消失，况且“即使是下一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白领，还是会有人需要做这些搬运的工作。”

和外界的赞美相比，棒棒对于自己的评价，似乎存在一定的反差。

当了20年棒棒的蒋光万告诉记者，棒棒基本上就是“没文化”的人做的工作。他认为，重庆的棒棒越来越少，最大原因是年轻人觉得这份工作“丢面子”，是在“做苦工”，宁可当个保安赚取每月3000元的低薪，也不愿当棒棒。

即使是跟得上科技、懂得用智能手机接单的陈兵，也提醒记者不要拍他的照片，原因是：“做棒棒还是很低微的工作，比不上（办公室）上班的人，这是我的心里话。”

棒棒内心的自卑或许挥之不去，但在何苦看来，他们不抱怨，不给人添麻烦，“骨子里有一种精神，哪怕今天没干到活儿，也期待明天用同一根棒棒挑来食物，而不是伸手跟别人要。”

虽然何苦眼中的棒棒可爱又可敬，但他相信这群人必须退出历史舞台，除了因为劳动市场的大趋势，也出自他对棒棒的个人情意结。

他感慨说：“棒棒的背影无法挽留，我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过得很好。一个人一辈子当棒棒，在大街上守活儿，是我不愿看到的。只要他还这么做，生活就一定有些艰难，所以从个人情感层面，我不希望这个行业继续存在。”

‘棒棒+’折射行业没落?

棒棒不得不变身“棒棒+”，是山城这个老行业转型的起点，或是传统棒棒军式微的体现？在2015年纪录片《最后的棒棒》导演何苦看来，答案是后者。

为深入了解棒棒的生活，何苦在2014年当了一年的职业棒棒，与多名棒棒一起工作与生活，这段经历巩固了他对这个行业必将消失的看法。

何苦受访时说，不光是快递和物流公司为棒棒带来竞争，实际上，重庆四通八达的公路、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甚至是建有电梯的高楼大厦，这些现代化的城市建设都是“竞争对手”。

如今许多棒棒成了“杂务工”，在何苦看来，正是因为各行各业已将过去属于棒棒的劳动市场一点一点切割了，“例如过去我买个电视，需要棒棒帮我抬回家，现在商家会包办运送，已经不需要棒棒了。”

即使有科技助力，何苦认为，60岁或以上的老一辈棒棒，已经无法接纳新科技，很难去用智能手机上网接单。

确实，传统意义的棒棒越来越少，然而，身份认同的定义却更复杂——拿着竹棒去做油漆、装修等粗活的棒棒，还算不算棒棒？

三名受访棒棒都认为自己“还算是棒棒”，毕竟“棒棒”是重庆家喻户晓的名称，继续被称作棒棒没什么不好。邹维国如此定义棒棒的精神：“总之，能吃苦、不怕累、不敲诈。我们从农村出来，比较穷，能挣得到钱就高兴、满足了。”

虽然棒棒可敬的精神可以传承，但导演何苦认为，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终究还是要退出历史舞台。

他说：“多数第一代农民工已经超过60岁，干不动了，如今第二代农民工跑快递、在清洁公司工作等，实际上就是用新的方式参与劳动市场的竞争；这个阶段，正是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交接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