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不论在内政或外交上都代表中国政策的转折点。不仅自2002年十六大以来的中共集体领导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回归强人政治，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基本中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贸易卓越研究中心上月26日主办题为“十九大对亚洲政治经济影响”的论坛。南大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明江在发言时指出，在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前总书记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中国的左派、自由派、中间派人士，甚至高层领导本身，都曾对政治改革进行过大量讨论，还认真探索某种政治新发展的可能性，包括党内民主等。
而今，中国政治的改革或改良，在眼前与可预见的将来，基本上都不会再发生；相反的，硬性的新权威主义成为新的现实。执政党将通过党建和政府内部的行政改革着力改善治理。
此外，从19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些规则和非正式惯例也发生一些变化，例如，在位领导人在第二任期确定与培养接班人的惯例在十九大的实践中就被修改。十九大会后，政治局也通过文件，规定政治局委员必须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这也是过去30年里中共从未有过的规定。
再者，中共十七大在一定范围内采用非正式票决方式积聚政治精英的意见，并将这些集中意见作为参考，产生新一界中央最高领导成员。这个被称为“民主推荐”的方式，曾经“民主推荐”过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常委的预备人选。在十九大上，“民主推荐”被“谈话调研”替代。
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显示，习近平直接领导“谈话调研”和人选酝酿工作。在酝酿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时，习近平亲自对57名现任中共与国家领导、中央军委委员、老同志，分别进行了面谈。此外，258名正省部级、军队正战区职党负责人，32名正战区职领导和军委机关战区级部门主要负责人也都参加了“谈话”。“谈话调研”构成十九届中央领导人的产生基础，这也反映了集体领导体制发生的变化。
在对外政策上，十九大也代表了一个转折点。李明江指出，十九大确定了中国不但要富起来，还要“强起来”。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写进了中共党章，凸显中国准备在全球治理、推动全球发展等领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这种对外的进取姿态，也涉及到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域。李明江指出，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小心避免谈论中国模式，中国官方也没有正式地、系统地向其他国家输出自己的发展经验。在前领导人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指导下，中国在对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分歧问题上，一直是尽量争取和平共处、搁置甚至缩小分歧，基本上是被动反应式的。但十九大报告中可见，中国的自信明显增强，中国逐步在增加意愿希望将自身的政治经济发展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方案”推介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供他们参考。目前来看，中国还没有一个系统的政策来推广“中国模式”，但是如果这方面的政策力度加大，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美之间的互动模式，美国与西方世界必将对此高度关注，可能引发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
十九大报告也显示，中国将在南海进行的岛礁建设视为成就，这也说明中国至少在短期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几年来的强势政策，采取外界期待的完全温和的区域安全战略。尤其是在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时，中方几乎不可能作出实质性的让步。
在涉及两岸的问题上，李明江指出，十九大报告中，两岸统一被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一部分，并明确规划2050年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时间表，这意味着在2035年到2050年间，中国领导人很可能会更加认真考虑两岸的统一，届时的两岸关系走势，引人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