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乌云汹涌低气压

中国特稿

中国美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经历了六四事件、炸馆危机和南中国海撞机等波折，双方斗而不破，不料来到四十不惑之年却陷入了困局。中美关系恶化始于去年3月的中美贸易纠纷，如今烽火已从最初的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争议，蔓延到科技、政治、安全、军事等广泛领域，“脱钩”“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之声此起彼伏。这一次中美关系的艰难时刻，与过往僵局是否有本质不同？中美关系能否跟过去一样“斗而不破”，再次走出低谷？

美国独立民调机构Pew Research Center（皮尤研究中心）今年8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六成美国受访者对中国没好感，创下14年来新高。

美国民间对华好感度急转直下，对应当下整体跌入低谷的中美关系。过去一个月来，中美相互祭出最新报复性关税，令持续一年的中美贸易战全面恶化，两大经济体迈向脱钩的趋势更加明显。

香港已经成了台湾问题外，中美较劲的新战线。香港动乱延烧三个月仍不见尽头，北京将此归咎于华盛顿介入；美国8月批准新的对台军售，更让两国关系雪上加霜。

随着贸易战向更广泛领域蔓延，越来越多人相信，中美眼下遭遇的严重挫折，不会像过去一样只是持续几年的疾风骤雨，而是长期性气候变化。

回顾两国建交的历程，中美1979年正式建交，在1980年代中国推进改革开放以及冷战末期，中美在战略层面形成对抗苏联的“准联盟”背景下，两国曾有过一段蜜月般的双边关系。

1979年初，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访美，开启两国一系列高级别重要交流。1984年4月和1989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老布什分别访华，后者在北京期间还接受中国央视采访，成为首位在中国荧屏上向中国人发表谈话的美国总统。

随着冷战结束，曾维系中美战略合作的苏联因素不复存在，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而改革开放下逐步崛起的中国，成为美国关注新焦点。

中美关系步入震荡期，经历过1989年六四事件、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北约误炸中国大使馆和2001年中美撞机等起伏。

两国关系40年来绝不是一帆风顺，毫无波折，然而当前的双边关系紧张，其严峻性与根源的深度，明显超越了双边关系的历次低潮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明江受访时向《联合早报》指出：“这一次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挑战和未来的前景，恐怕都是最悲观的，比过去40年所发生的所有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都大。”

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即使最引人关注的中美贸易谈判最终达成协议，中美之间的不信任和地缘政治竞争已渗透到两国交往的各个层面，令中美变得越来越敌对，脱钩或“分道扬镳”恐怕不再是假设性问题。

是什么导致今天的中美关系陷入如此僵局？与过去中美关系的低潮相比，又有什么差异？

“六四”结束了中美建交之后头10年的“蜜月期”，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出强烈谴责，在美国率领下对华制裁，其中，美国停止对华军售的措施持续至今。

但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当时对中国实施严厉制裁的主张主要来自美国国会，主政白宫的老布什本人并不希望让这成为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转折点，更不想冒中美彻底绝交的风险。

这么做的一个理由是基于国际政治局势的现实考量。

1980年代，美国把中国视为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重要助力，尽管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相差甚远，但中美在国际舞台上有共同的敌人和战略利益。

老布什在六四事件发生后几天曾说：“现在是时候把目光从当下转移，投向对美国来说重要的地方，投向两国关系中关键和持久的方面。”不久后，老布什秘密派特使访华。

19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崩塌，国际格局发生转变，美国成为全球唯一霸权，中国则成了美国霸主地位的潜在挑战者。不过，由于当时两国实力悬殊，以及西方民主在东欧扩张，美国并未把太多注意力放在中国身上。

此外，中国当年采取的“不扛旗、不当头”的韬光养晦战略，减缓了美国的警觉。共产主义在东欧式微后，中国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对抗美国，而是实行低调务实的外交政策，把精力集中在经济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受访时说：“中国当时强调淡化意识形态，特别是在苏联倒下后，避开成为另一个苏联，采取韬光养晦。”

这个好景并没有无限期持续。2001年小布什接任美国总统，美国国内新保守派崛起，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的主张在美国抬头，但“九一一”事件让形势逆转，美国把注意力聚焦反恐，并且在全球反恐战线中，找到中美共同利益，让中美关系在撞机事件后走出低谷。

直到过去几年，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奋起直追美国，甚至在5G等新一代科技上展现赶超实力。在国际影响力的投射上，中国近年在南中国海扩建岛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导建设亚投行，甚至把影响力扩展到被视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

李明江说：“这些综合起来，让美国看到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变得咄咄逼人，如果现在不强硬回应，恐怕再也没有机会。”

担心美国会陷入劣势的恐惧和危机感，让美国精英形成一个对于中国的全新共识，推动美国对中国做出新的评估。

这种带有敌意的评估，在美国近年来发布的多份涉华报告中显而易见，也预示美国对华策略将更加激进。

2017年12月，白宫在一份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竞争对手，并将中俄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五角大楼随后在此基础上发布《国防战略报告》，把中俄视为美国国家安全最大挑战，甚至超过恐怖主义威胁。

李明江分析，过去中美之间的摩擦，包括六四事件，都未曾导致美国对中国进行重新战略定位，“但如今美国已从战略角度，把中国定位成一个潜在的敌人和一个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

美国对华战略朝着更具对抗性的方向转变，甚至把中美矛盾上升为“文明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让一些分析人士悲观地认为，中美关系当下潜藏的危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峻。

学者：中美彼此认知转变

有观点认为，在中美关系变化的背后，是中美对彼此的假设破裂，不再对对方抱有幻想。

中美1979年建交以来，美国基本保持对华“建设性接触”战略，希望逐步推动中国经济和政治开放。

即便是在1989年以后，继续鼓励中国成为更开放、民主、自由的社会，仍是当时美国政治界的考量。美国政治主流相信，通过维持外交与友谊，美国可鼓励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反之，若在政治和经济上孤立中国，只会让强硬派得逞。

受访学者几乎一致认为，经过数十年接触，今天的美国已放弃中国会“越来越像美国”的希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受访时说，尽管中国一直强调不搞西方式民主，但中共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地方选举试点等做法，让西方认为中国会朝着西方的方向发展；不过，中共在十八大后因国内需要开始集权，十九大后更强调“党领导一切”，让美国放弃中国民主化的希望。

李明江观察到：“过去这几年，中国国内政治变化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美国很多以前可能主张同中国维持接触、保持稳定关系的人都很失望。”

此消彼长，对中国持怀疑和仇视的主张则在华盛顿受到欢迎。有美国舆论指出，新一轮对中国的“红色恐惧”正在白宫、国会和联邦机构蔓延，把中国视为美国在21世纪的决定性挑战。

不过，华盛顿智库Wilson Center（威尔逊中心）的全球研究员戴大为（Michael Davis）认为，用“红色恐惧”形容美国国内目前对中国的态度并不准确，因“这只是一种务实的重新审视”。

他受访时说，中国高层对中国不断演变的改革进程采取了强硬态度，中国的合作伙伴被迫评估风险，因为中国“已基本放弃和扭转了有利于维持法治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自信，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民粹主义近年在西方抬头，暴露出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缺陷，也让中国重新检讨之前对美国的假设。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受访时指出，中美过去得以用外交的手段化解纷争，关键在于双方都认为继续接触的好处大于成本，而这基于双方对彼此的假设。

他解释，美国认为，继续同中国接触，能使中国走上更市场化经济体系和更开放政治体制的道路；中国的假设则是美国可在许多领域成为可靠伙伴，而且又能从美国的经济体制中学到东西。

双方现在都已重新检讨这些假设。郝福满说：“在美国，对于中国现在正脱离市场化的制度，以及政治自由受到更大限制，已达成广泛共识。有人甚至把过去同中国接触，视为一项失败的政策。

“在中国，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越来越相信中国的经济体系优于西方制度，以及西方政治制度会产生不良后果和不稳定的领导。”

这种认知的改变，不仅让中美在制度探索上南辕北辙，压缩了两种制度合作共赢的空间，甚至隐然助长了制度的竞争。

西方资本不再是中国盟友？

多年来一直推动中美发展关系，为对华接触政策背书的西方资本，也不再发挥中美关系“压舱石”和“粘合剂”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中美在战略上失去联手对抗苏联的共同利益，却因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经济上找到了更多共同利益，成为中美过去屡次化解危机的重要基础。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之后，政治改革被搁置，经济改革则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快速展开。乘着全球化浪潮，西方资本在1990年代从中国打开的大门涌入。

吴心伯说：“这影响了他们的政府奉行以经济为主要考虑，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和劳动力的务实对华政策。如果不是1992年以后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西方对中国的敌意，还会维持很长时间。”

虽然中美关系在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后受挫折，但西方资本的利益始终和中国站在一起。郑永年形容，“中国是西方资本天然的盟友”，在中国和西方关系陷入困境时，中国还是能在西方找到它的支持者。

中美经贸关系从1990年代起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据中国方面统计，中美正式建交的1979年，两国贸易额仅为24.5亿美元（34亿新元）；1999年中美签署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定时，两国贸易额为614.8亿美元；进入新世纪后，中美贸易更是迅猛增长，201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335亿美元。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经贸关系“压舱石”恰恰成为引爆中美冲突的导火索，更让双方失去一把解开困局的钥匙。

在美国看来，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在经济运营上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不公正地占了美国便宜。中国在贸易、金融、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上存在的问题，也令美国商界支持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以塑造在他们看来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

这凸显了中美关系当前的困难与冷战时期美苏之争的重要不同，美国当年对苏联的担忧主要在于军事，当前对中国的担心则来自经济竞争力。

郑永年观察，目前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对付中国的广泛统一战线”，军方和安全部门要在战略上制衡和围堵中国；政治上的自由派继续希望中国民主化；而华尔街的资本虽然不要孤立中国，但希望逼迫中国真正开放。

他说：“从战略、政治、经济三个层面，他们找到了共同利益，都要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局面。”

特朗普因素令中美关系更僵

当前中美关系摩擦牵动全球神经，直接原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几乎豪赌的方式，对中国的关税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宣布对价值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再多征5％关税，甚至命令美国企业立即撤离中国。

特朗普疯狂到让人傻眼的做法，遭到《华盛顿邮报》狠批：“特朗普精神失常的表现应该让所有人感到害怕。”

特朗普的作风无疑构成了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因素。戴大为受访时指出，特朗普多变的行事作风、张扬的个性和对中国的政治立场，都让中美关系更紧张。他说：“对于哪些中国的政策和做法会给美国造成最大风险，他缺乏最有时效性的理解……

“美国现在也面对暂时的信任问题，主要原因是难以捉摸的特朗普。多数亚洲伙伴，包括中国，看起来都做好了准备等它（特朗普任期）结束。”

有中国学者也认为，这场贸易战的引爆离不开特朗普本人的决心或偏好，而特朗普的变幻莫测让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变得更渺茫。

吴心伯指出，六四事件后，老布什派特使秘密访华，缓和同中国的关系，之后不管是炸馆或撞机，克林顿和小布什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得都比较理性。他说：“当前中美关系，如果就贸易战来讲，不仅仅是美方提出的要求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还有特朗普的可信度有多大，讲过的话不算数。”

也有观点认为，即便除去特朗普因素，当下的中美关系依然不会发生质变。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锐生受访时指出，中国崛起成为美国有力的竞争者，以及它对权威主义的全力支持，是改变美国对中美关系看法的关键因素。

他说：“真的问题是，两党已经达成了共识，美国应该对习近平（领导）的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这不纯粹是特朗普的事。”

此外，社交媒体时代信息快速传播，也让中美谈判的内容、角力的过程更快地传开，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处理两国关系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考虑民意。

李明江指出，中国在同美国打交道时强调对等、相互尊重，都同社交媒体引起的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相关。他说：“中美两国都会面对更大民意压力，但一个根本不同是，中国的国内民意压力来自于对政府和领导人的权威，以及他们的合法性的影响；美国领导人面对的压力则是选民实际利益受损的程度。”

　 中美矛盾是国家利益之争

尽管中美两大经济体完全切割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被质疑，也不符合双方利益，但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下，有悲观者认为，中美经贸脱钩、全球经济重新配置似乎已到难以阻挡的临界点。

中美9月互征新一轮关税后，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判断：“中美关系现在基本上处于自由落体状态。”

这种快速坠落的趋势在经贸领域尤为明显。根据《纽约时报》引述的贸易数据，今年上半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下降12％，对中国的出口下滑19％。中国海关总署数据也显示，美国已滑落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七个月中美贸易总值下降8.1％。

但也有分析认为，中美完全走向当年美苏关系的可能性不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华尔街对中国的诉求是更加开放，只要中国不关起大门，美国资本不会放弃中国。

郑永年受访时预判，未来一个很大的可能是形成“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的局面，发达国家更多地跟随美国为主导的体系，发展中国家则围绕中国所在的体系。

不过，这两个体系不会完全如冷战时期的美苏般完全切割，而是继续存在有限的来往。郑永年说：“有些国家会和美国多做点生意，有些则跟中国多做一点，像新加坡这样两边都会做一点生意，这个方向好像比较明确一点。”

中美贸易摩擦去年发生后，两国的冲突从早前较狭窄的贸易平衡、知识产权等领域，扩展到科技、意识形态、政治、战略。香港反修例风波加剧后，特朗普政府也开始把香港问题同中美贸易协议挂钩。

郑永年警惕，把所有问题加到一个篮子中“其实就是冷战的趋势”，而寄望在谈判中一次过解决所有问题，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经验。

他说，“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大趋势，而是增加问题，把问题复杂化的大趋势”，也令人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更悲观。

中国学者则相信，北京应该以更成熟的心态看待中美关系，不必想当然地尽力维护，也无法通过单方面努力做到。

吴心伯说：“从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看……无论是对台军售，还是插手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一张牌接着一张牌，它不在乎中美关系会不会变得更糟。”

他判断，中美关系在短期内还未到最差时刻，双方都要有心理准备会有更多冲突，甚至擦枪走火；长期来看，中美关系恐怕需要五到10年的重新磨合，找到一个新平衡点。

有分析也指出，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主流不合拍，中共也警惕民主、自由、人权被当做颠覆其政权的武器，但中国的意识形态并不排斥西方倡导的这些价值观；在经济制度上，中国也未自创一个全新体系，甚至还扛起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旗帜。

将历次中美关系走过的低潮期，与今天的中美关系做细致对比，可见国家利益的矛盾和竞争，是当前中美关系质变的一个核心关键。这种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国家利益竞争，或许才是当今这场中美冲突中最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是它与过往中美关系挫折的最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