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你开始写作，就注定揭露了什么，又同时隐藏了什么。这是所有写作者的难处。因为看见（insight）总有不见（blindness）。无论你采取何种写作的姿势、技法、视角、叙事人称。即使是全景，总已是独漏一块，女娲炼石补苍天，留下的那块，用不上的，没补上的，剩余的，残留的，“遗憾还诸天地”。
台湾作家平路的最新文集《袒露的心》就是独缺那一块：失落的母亲。
小说家平路写起他人，或者，她更爱写“女人”的故事和事故：《行道天涯》里的宋庆龄、《何日君再来》的邓丽君，甚至她在论文里写《伤逝的周期：张爱玲作品与经验的母女关系》等等。我们以“后见之明”，对照平路一路来的创作，是为了这“其后”（引赖香吟书名）的《袒露的心》。
她“胸口的朱砂痣”，自小怀疑，可一直没有“问断”：我是不是你亲生的。我的生母在哪里？
“借着写作，她们都在寻找生命的出路”，说的虽然是张爱玲（们），已然包括平路自己。
那么“难堪”的身世，为什么用“散文”写出来（有论者指出散文的伦理“不得虚构”，要虚构的话，直接写小说云云），这样读者不就立刻将肉身的平路和文本中的“你”直接对号入座。为什么还要写出来？不写出来是迷路，写出来起码还有可能是条出路。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借着托马斯说出：非如此不可（Es muss sein）。
“为什么还要写出来：原可以选择不说，原可以永远锁入抽屉，原可以将文字档在电脑中悉数删去的。”（页224）
平路问的是自己，也是所有写作人的自问。
问题来了，要怎么写，何种角度，何种文类。平路擅长（虚构的）小说，她大可说《袒露的心》是小说，不是（自传）散文。不是我肉身平路的身世、家事（世），在东方这里，汉语写作者欠缺的——用福柯的话来说叫——“忏悔意识”，写人心底黑暗。平路的《袒露的心》在在让人想起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一点都不儒家，或者儒家的骨子底是不堪与卑贱。家，是牢笼，桎梏你我的一生。平路用百半之身去追悔、原谅她百年身的老母亲，从对峙到和解，女儿和母亲的位置在人生的末年翻转，爱战胜了恨：“妈妈，我对不起你。”“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们。”（页150）
书的结构，有前言、楔子、正文五部，分别为《伤逝之书》《真相之书》《父母之书》《时间之书》《尔后》，再加后记。前后一致，从（生）父（养）母故后的遗物写起，最后写到“生母”。整本书就在父母、生母与“你”之间拔河、试探、隐藏。死亡，带着“你”去寻寻觅觅生母，直到生母故逝，“你”始终未亲见生母，于是，“你”只能用文字为生母“还魂”，她该有的样子。
让我们回到书的楔子，“你”在写书的前一年，“裸身”泡温泉几乎断了命，在那和死亡如此亲近的瞬间“你”想起父亲和母亲和他们说对不起（页13），“你”一开始以“袒身”见人，就注定要读者，你（谁啊），直视之，文字即镜面，柏修斯手上的盾牌，看着它，一刀砍下蛇发女曼杜莎的头。
平路的《袒露的心》就是那面盾牌。文字的镜面，用平路引尼采的话来说：
“因为有艺术，我们不致被真相所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