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本地花柳病医书

旧情绵绵

二战以前，新加坡出版过一本以当地人为阅读对象的公共卫生读物——《社会卫生常识》。这本小书，18.8公分 X 10.5公分开本，以线装书纸张对折的方式印刷装订。

《社会卫生常识》每页对折处都有“星洲吉宁街新国民日报承印”以及“无闷译”的字样。书由新国民日报承印，未必就是该报的出版物。

由于《社会卫生常识》没有注明出版日期，我们只能做简单的推测。

新国民日报于1919年创刊于新加坡，1941年迁往吉隆坡。在新加坡的22年间，报社地址有三：1919年至1926年设于大坡吉宁街（Cross Street ）120号；1927年迁往罗敏申路（Robinson Road ）77号；1929年搬至罗敏申路49号。《社会卫生常识》写明的《新国民日报》地址是吉宁街120号，因此这本书应当是出版于1919年至1926年之间，是80年以前的本地出版物。

《社会卫生常识》的中译者署名“无闷”，他很可能是本地知名的活跃报人傅无闷。倘若“无闷”即是“傅无闷”，那这本书应该是1928年傅无闷从中国南来新加坡之前的译作，因为此书于1927年以前已经出炉。

《社会卫生常识》很可能是殖民地时代为强化市民对疾病的认识而编印的英文书籍，可是二战前新加坡社会掌握英文的人口比率太低，要普及知识，便有英译中的必要。

二战前，花柳病是本地常见的传染病。翻阅那年头的华文报章，花柳病治疗广告是医药保健广告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国民日报刊登过的花柳病治疗广告有好几种，小坡中央药房刊登过“君欲防范梅毒，本药房有‘卫生药管’能为君保万全之策也”的广告；石叻九福公司也刊登过梅毒灵药“九一四”的广告，标榜它“清血灭毒，内服新药，服三瓶永远断根”，还强调“赠送花柳病全书，俾有斯症者自疗。”

说战前花柳，让人想起清朝末年被称为“四大寇”的中国革命党人尤烈与本地花柳病治疗的关系。已故老报人彭松涛在《新加坡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贡献》一文中说，尤烈与当时参加惠州战役的志士黄福、黄耀廷、郑子瑜等人逃到新加坡，“都不敢以真实身份示人”。尤烈当时在新加坡协助孙中山搞革命，于大坡单边街（今之毕麒麟街，Pickering Street ）开设中和堂医局售卖草药和行医，尤烈善医花柳杂症，口碑不错。

这本公共卫生入门书籍，看来不止一册，因为该书正文的首页写有“社会卫生常识卷二”的字样。可见这是第二本“社会卫生常识”，以花柳病为主题。本文写至半途，杨善才先生来电闲聊，话题扯及《社会卫生常识》，我告知应该还有其他册数，他回说近日得知，“卷一”已寄身浙江嘉兴张元济图书馆。

这套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公共卫生系列书籍，今已难得一见。卷二的主题是介绍花柳病，该书首页便开宗明义：“本书之目的，在启发公众对于花柳病之了解，并使患此种病者，深知及时治疗之重要。”本书内容有四大重点：介绍花柳病的历史；花柳病传染的性质；花柳病的症状和转变；花柳病的防范与治疗。

谈到花柳病历史，它开篇道出中国医生对花柳病的认识，少说也有5000年历史的事实。当时中国已经能区分白浊与疳疮的不同，并认为花柳病有可能由母性遗传给子孙。同时它也点出，中国很早便懂得用水银来治疗花柳病。“由是言之，中国人对性病的知识，较诸欧人，实远在4000余年以先”。而欧洲人弄清白浊与花柳病之区别，“仅由前世纪之中叶始耳”。它透露，1493年以前，西方人并不知有花柳病，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有船员从中美洲的海地把花柳病带回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此后便迅速蔓延全欧洲。书中说“此种病一到欧洲，流行猖獗，群医束手，医生对于此种以为新书之病，莫得其命名，乃以被疑为病所从来之国家名之，故法兰西人谓此种病为拿破利但病，葡萄牙人则谓此种病为西班牙病”。花柳病传入欧洲的前四百年，欧人始终以为，“白浊病之表现于外者”就是花柳病。《社会卫生常识》强调，防阻花柳病蔓延的公共卫生计划，最重要的就是提供患者免费的治疗便利。

《社会卫生常识》这本书存留至今，为我们提供了二战前殖民地时代的公共卫生信息；提供了二战前新加坡的地理资料，这包括路名与公共卫生单位地址。这册小书的出版，无意间留下了印迹，协助后人了解七八十年以前的公共卫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