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纪念开埠200周年之际,许振义的南京大学博士论文著作《布衣南渡:中国民间文艺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变迁》面世,可说具有特殊意义。华族移民作为新加坡人口的主要构成,就与史丹福·莱佛士1819年登陆新加坡后发展这个岛屿经济的需要息息相关。尽管过去一直都有不少关于新加坡华人的论著面世,但要说到这么广泛且又深入探讨新加坡华人自开埠至今的民间文艺发展面貌,许振义的新作恐怕是这论题的一大里程碑,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少空白。
许振义先后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中国南京大学。他曾常驻中国九年,担任过新加坡驻上海商务领事,上海市黄浦区、江苏省南京市和连云港市投资顾问,上海新加坡商会顾问等,目前从事中文自媒体工作,也是新加坡南洋学会副会长。
梳理中国民间文艺在新加坡传播与变迁
书名巧妙地运用“布衣”这词,顾名思义就是从狭义的平民百姓所穿的最廉价衣服,衍生为泛指广大劳苦大众,毕竟新加坡早期从中国南来的华族移民都以劳工和渔民等较低阶层民众为主。许振义在此书所研究的“中国民间文艺”是根据三个要素来加以厘定:一是在传播过程中经过许多人的再创作而逐渐形成的口传民间艺术;二是限定在形诸文字的艺术门类,而不是美术和舞蹈等非形诸文字的民间艺术;三是源自中国的民间艺术。
此书可说资料极为丰富。许振义大量引用了新加坡尚存的南音唱本、客家歌谣唱本、地方戏曲剧本等文献,还有民间文艺领域泰斗人物采访,重要保存建筑与装饰物,以及罕见演出观察的实地调研,然后分戏曲、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等方面,对中国民间文艺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变迁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涵盖了新加坡华族社会、文化和信仰层面,颇具学术和借鉴参考价值。
我国华族作者在本土化进程加工与创新
作为新加坡早期华人所能引起共鸣的重要文化载体,中国民间文艺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变迁其实也是是海外华人社会形成与发展的一个缩影。新加坡华人长期追随并传承的中国民间文艺不仅提供娱乐和审美,也带来了社会教化的素材和方式,有助于华社价值观的代代相传。许振义的新作就确定了在传承中国民间文艺的过程中,新加坡华族作者对于题材和内容都作了一定程度的加工和创新,而这个本土化进程对于新加坡的社会教化、民俗和民间信仰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经再创新的中国戏曲、南音、山歌和民间故事,不仅从新加坡向东南亚和西方传播,还甚至反向传回中国。
当然,在论述中国民间文艺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变迁的过程中,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是个绕不开的课题。在二战之前,新加坡的华族移民一贯维持对中国的政治效忠和文化认同,但到了二战之后,本土意识腾涨并大致上不可扭转,一方面在政治上,从殖民宗主国争取独立到成功独立,加上中国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政治变化,新加坡华人对中国的归属感日趋淡薄。在文化上也因50年后20年间两地交流基本上处于中断状态,新加坡华族民间文艺不得不从以往的全盘接收而走上独树一帜,寻求本土化的新局面。
许振义在新作中认为,尽管独立50多年来,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逐步建立起来,但是华族文化认同还在重新构筑中,民间文艺如何在保存从祖籍地继承的原生文化同时,也发扬及推动本土衍生文化,是个不断在探索中的重要课题。
他的看法是不难理解的。尽管80年代起新中恢复交流,并从中国引进艺术专才的新移民,新加坡的华族民间文艺却因母语教育的降低和方言使用的减少而面对群众流失,能否持续发展的挑战。对于民间文艺在未来能否获得重振,许振义认为是重新构筑华族文化认同一个重要一环,并对此未来发展持谨慎乐观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