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业者的生死观 ——大师兄《比句点更悲伤》

在台湾公立殡仪馆工作的“大师兄”，通过《比句点更悲伤》分享所见所闻的同时，也抒发个人的生死观。

当我还是菜鸟记者的时候，我每天早上都必须到中央医院的Block 9报到。

Block 9就是俗称的殓尸房。

每听至此，朋友都会啧啧称奇：你每天都要看尸体吗？不是的，我说，没有那么戏剧性。新加坡的殓尸房不会轻易让人进去，记者都在外头逡巡。

记者到那里是为了接触死者家属，从家属口中了解发生了什么事，需不需要媒体跟进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从来没有前辈告诉我答案，三年社会新闻工作只好自己摸索，有时候我们会告诉家属，如果是交通意外需要呼吁目击者，媒体能够发挥功效。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说，事关公众利益，所以媒体必须介入。至于怎样才算公众利益？其实也总答不上来。

在那混沌的摸索过程中，我和同伴们接触了许多刚失去亲人朋友的人，得以一窥每个人面对死亡的反应，有悲伤也有释然，当然这都只是粗浅的观察而已。撰写报道的过程，有时候更像是在为死者立传，写我们周遭小人物的故事。我深信这件事有必要的功能与价值，一如文学作品中，小人物的喜乐悲伤，他们生活面对的困境，他们发散光芒的时刻，对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来说，绝对是重要的。

在Block 9，除了接触死者家属，也不时要同殡葬业者打交道，有时候家属也会误以为记者是殡葬业者，闹了一些尴尬的笑话。在那小小的空间里，家属、记者与殡葬业者以一种特殊的利益关系存在着（如今又改变了，记者已经不再报到Block 9了）。老经验的殡葬业者会给我们讲故事，比较过去与现在的差别，炫耀某个轰动一时的分尸案，最后是由某某业内大佬扮演媒体协调人，才劝动家属公开讲话……又或是某某业内人士热心捐棺帮助穷苦人士的故事。听过许多“威水史”的我们，却很少从殡葬业者口中了解他们面对死亡的看法。

最近读到一本小书，《比句点更悲伤》，多少帮助我了解殡葬业者的想法。作者“大师兄”，在台湾的公立殡仪馆工作。他的第一本书叫《你好，我是接体员》，去年12月出版。大师兄是台湾出版社宝瓶文化从PTT网络平台挖掘出来的新锐作家，他的写作让读者一窥这个人们平时相当避讳的行业，分享所见所闻的同时，也抒发他个人的生死观。

此前宝瓶文化曾发掘林立青。在建筑工地从事体力工作的林立青写了第一本书《做工的人》，大受好评，本栏目之前也曾撰文介绍过。接着林立青又出了《如此人生》，他从工地工人的艰苦人生故事，转向花街柳巷的暗业工作者。林立青近距离描写台湾社会底层的百态，没有记者容易出现的高姿态，更多是同理心。林立青在台面上也能说会道，曾听过他在台上分享，完全不用打草稿，噼里啪啦，他满肚子都是故事，见多识广。

说实在，《比句点更悲伤》的说故事方式逊于《做工的人》，但这本书珍贵在大师兄在特殊行业的特殊见闻。我个人比较不喜欢大师兄说完故事常会跳出来道德判断别人的人生，但他笔下那些故事仍值得读者反思。

大师兄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个思考是：丧葬仪式的意义是什么？

在一篇文章里，大师兄忍不住这样问他的前辈：“为什么我照顾活人的时候，常常觉得很冷清，久久不见有人探视病人一次，但是在殡仪馆却天天有人来探视遗体，然后最常说的就是：‘早知道当初我就常常去看你。’不然就是好几天没回来的家属赶来殡仪馆看最后一面，这样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大师兄到殡仪馆工作以前，曾在临终关怀中心之类的机构当看护，照料过一些老人。这些老人，有的走完人生之旅后，被送到殡仪馆，再次与大师兄“相遇”。有个老婆婆每天等儿子来看她，但儿子总是很忙，老人家袜子坏了都没添新的，大师兄不忍心，买了一双给老人家，还得骗说是她儿子买的。老婆婆很高兴，却又流下眼泪，似乎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心酸。最后老人死了，送到殡仪馆，还是穿着大师兄买的那双袜子，间中竟也没有换新的。

大师兄讲的这几个故事，因为不是殡仪馆里的萍水相逢，不是道听途说，因此有了更强的感染力——他真正陪伴这些人走过人生最后阶段。

还有一篇《名分》也发人深省。就法律而言，只有法定关系人士可以为死者领尸，有些人一辈子生活在一起，因为没有法律上的名分，结果没办法办理手续，面对这种荒谬的情形，就会使你重新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法律强加在我们日常生活上的无形压力。

各种生离死别的状况每天上演，一个个平凡人生的最后旅程，每个故事都有值得进一步发掘之处，或许就是这本书更大的意义。

（本书可在纪伊国屋书店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