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盛弘：高尾山纪事

现在我们称城市里栉比鳞次的建筑景观为“都市丛林”，不单纯只是对它表象的形容，而是更深层、潜意识那般地，呼应着长期以来以森林交换文明的集体记忆。

（台湾作家）

山林里每一棵生气勃发的大树，我都愿意让我敏感、脆弱的灵魂栖居其上──每回走进山林，就只是走着，我都能确切感觉到清新交换了浑浊，舒缓替代了急躁，皱缩变形的自我逐渐舒展开来，从容，圆润，如此强健、如此纯粹而有神。

连着数日阴寒，一早醒来，看见阳光就栖止于窗帘，当下决定到郊区走走；京王线新宿站搭上特快列车，三刻钟后即抵达高尾山口，想往更高处去，可以转乘缆车。缆车前却有以游览车计量的老人家排着队，这里是东京近郊，号称全球登山者数量第一的山峰呢；舍缆车就吊椅，识者两人一组，落单的或不结伴的旅人如我，也就一个人一张椅子，一路被运往山上去。

人潮都涌向药王院有喜寺。这座八世纪中叶由圣武天皇诏建的寺庙，创立者是曾参与兴筑东大寺大佛的大和上（“大和上”为尊称）行基菩萨，几经更迭，茁壮为真言宗智山派三大本山之一，也是知名的“山伏”苦修的修验道圣地。

“山伏”也者，修行者、修验者，“为得神验之法而入山修行苦练者”，常头戴多角形小帽，身着袈裟或麻织法衣，手持锡杖，携法螺贝以在山中互通声息；电影《剑岳：点之记》中，明治年间，日本陆军与一民间登山组织，力争成为第一个攀上“死者之山”剑岳的团体，舍命攻顶后，才发现山伏远远早了他们上千年就来到此地了，确凿的证据是一枚锡杖杖头。

融合了中国的道教与日本神道教，为了“即身成佛”，山伏必须做许多旁人看来神秘、挑战人体极限的锻炼，比如为了重新认识自己的“瀑布修行”，或赤脚走过柴火灰烬隐喻焚毁身心污秽的“过火”；陶思炎在《东瀛问俗》这本书里写过，山伏修练完成，出山前必须做三件事：烟熏、辟谷、夜巡，在我看来真是充满了仪式与象征之美──

“所谓烟熏，即修验者在独居的山洞内，关闭门户，然后烧柴生烟，并向火上抛撒辣椒粉，以经受熏呛的考验。所谓辟谷，即伏居山中，多日不食米谷，只饮清泉，以忍饥习苦，超凡脱俗。所谓夜巡，即成道前一夜，修验的山巫和先达要在山中巡游，并且一定要走过一个峡谷，以作为自母体的子宫或阴道中诞生的象征。天明后回到神社，修验者把自己关在一间屋中，然后突然打开所有的窗户和房门，大叫而出，以表从娘胎中呱呱坠地。”

在高尾山，道行高深的山伏称为“大天狗”。天狗的形象屡经变迁，曾经是带着恶意招惹祸事的妖怪或恶灵，高尾山的天狗则是“一群住在圣山里的神之使者，每日勤于修行，并降临凡间惩恶扬善”，又有大小天狗之别，药王院的角色设置是：大天狗修练经年，具有神力，手拿可以为人消灾解厄的团扇，长一只高挺长鼻子；小天狗尚在修行阶段，嘴部作鸟喙状。不论大天狗小天狗，则都有一双强劲有力的翅膀。

高尾山山腰有一棵杉树，据传是天狗栖居的灵木。这棵杉树的根部虬曲宛如章鱼脚，别称“章鱼杉”，游客途经都伫足端详，我也一探究竟，可惜毫无感应。（这么多人围观与膜拜，早让天狗另择良木了吧？）倒是身旁有一青年，齐耳直发，脸色白皙浮肿，打扮不与时人同，他拖拉着一辆婴儿车，我好奇瞥上一眼，看见薄纱顶罩下躺一尊真人大小洋娃娃，正眨巴着眼睛与我对望。

标高599公尺的高尾山，拥有丰富完整的林相，超过1600种植物在此俯仰生息，山顶一带被指定为国定公园，这得归功于药王院古有明训，不可砍伐被视为神明的山林里任何一棵树，实践了“草木国土悉皆成佛”的泛灵论信仰；不必须是章鱼杉，山林里每一棵生气勃发的大树，我都愿意让我敏感、脆弱的灵魂栖居其上──每回走进山林，就只是走着，我都能确切感觉到清新交换了浑浊，舒缓替代了急躁，皱缩变形的自我逐渐舒展开来，从容，圆润，如此强健、如此纯粹而有神。

在日本，比寺庙更重视森林的，是神社。日本古世纪文化哲学家梅原猛说，寺庙不一定有森林，但神社一定有，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绳文时代，当时“特别把树木视为一切生命的重心。日本信仰的基础也是对树木的崇拜，日本神道的基本就是生命的崇拜”，甚至日本人计算神明数量时，用的也是一柱、两柱这种计算树木的量词呢。（那我们台湾人养蚕，不说一只两只，却说一仙两仙，又有什么渊源？）

梅原猛在1990年的演讲中指出，能让日本人引以自豪的，不是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也非高度的经济发展，而是百分之六十七的国土覆盖着森林，其中逾半为天然林，这是因为迟至公元前两百年，避秦的中国人带来农耕技术前，日本人还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而以稻作为主的农业并不时兴养猪以外的畜牧业，加上泛灵思想盛行，有效避免了浮滥的砍伐。

文明是借着砍伐森林发展出来的，梅原猛再三强调，“农耕畜牧文明的成立，以及进而发展出来的都市文明，都让整片蓊郁的森林落入被砍伐的命运，转变成农耕地与畜牧地。那些木材被用于建造大型宫殿与寺院，还进一步作为冶炼铜铁的燃料使用。”观察出这个现象需要多久？学电视购物专家的口吻：一万年？不必。一千年？不必。一百年？也不必。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就可以印证了──

人类学家李维史陀选择了巴西巴拉那州北部作下记录：1930年，巴西政府以300亩地交换一家英国公司修筑公路与铁道，文明如利刃划破丝绸般开始入侵原始森林，当年铁道仅有50公里，六年后，往内陆长驱直入250公里；1935年，阿拉蓬加斯这个地方只有一座房子、一位居民，15年后，该地已有一万名人口。交通衢道、建筑、农耕、牲畜……火把驱走黑暗般压缩着森林的领地，也许一时发展出文明盛景，却也在一二十年后，这块丰饶、富庶、肥沃的迦南地，因为被压榨、超负荷，而伤痕累累、疲惫不堪。

我怀疑，现在我们称城市里栉比鳞次的建筑景观为“都市丛林”，不单纯只是对它表象的形容，而是更深层、潜意识那般地，呼应着长期以来以森林交换文明的集体记忆，试着看看香港，我对它印象最深的画面之一是，假日里移工密密麻麻地在高楼大厦的阴影底休憩，数量之庞大、现象之普遍，足以改写“树荫”的定义，这是文明的代价。

我不为药王院与章鱼杉而来，山伏与天狗的传说固然饶富兴味，也并非我的目的；出国旅行，找一天走走近郊低山步道已是我的习惯，除了秋树，到高尾山还为了野草园。一进园就远离人群了，高高低低的小径两旁遍植草木，都反映了季节而凋零、枯萎、结累累的种籽，或者，它们不是被秋天所驱遣，而就是秋天本身；相较于永远处在花季的花坛，或菊人形、大立菊等塑胶花也似的精心栽培，无疑地我更钟情带着野性、略有点失序，却可见到本真本性的野草闲花，格外有一种天真、淘气，可以寄托生命。

闲闲地走逛，很快地我给自己出了题目，不如就来找找秋日七草吧。“秋日花开原野上，屈指算来七种花”，我扳着手指头算数了起来：萩花，尾花，葛花，抚子，女郎，藤裤……走着走着，很快地我也忘了要找七草了，停伫于一丛盛开的黄色雏菊前。

菊花自阴湿之地蔓延到步道旁，我痴痴地看着像兴味盎然读一本书，也是贪享阳光照在后背的温暖，突然听见有个声音没有礼貌地，不知喊了我第几次：“喂，先生，喂，”我左张右望，并没有看到谁，“先生，请挪一下脚步，留一点阳光给我吧。”回过神来才发现，原来是小雏菊里的一朵，扯着喉咙提醒我，不要抢了它的阳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