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晴舫：当我们讨论爱情

无论手机如何日新月异，共享经济如何即将取代传统经济，城市如何改头换面，旧社区如何缙绅化，心碎的痛苦并未改变，年轻人的爱情伤痛仍是那么真实。

周二夜，香港的冬天从来不曾来，春意的湿气已经悄悄降临在尖沙咀街头，灯光昏暗的酒吧难得音乐没有震天响，朝街面敞开，贩卖手工啤酒，挤满了年轻人。背着行李从台北来的柳生和小胖，到了香港，成了Edward以及Michael，就待几天，谈谈生意，过两天要赶往广州。

照理我们应该谈谈他们打算开拓的事业版图，交换彼此城市的信息，惊呼一下香港地铁纵火案与台北捷运无差别杀人案的惊悚，小心触碰关于社会气氛的议题。一瓶标签“新界”的手工啤酒还没喝完，快30岁的柳生和小胖——或称作Edward以及Michael——搔头垂脑地哀叹刚刚结束的恋情。

柳生，也就是Edward，不得不暂时搬离自己的住处，因为冬季分手的女友仍住在里头。她发现自己喜欢的对象是女人，于是提出分手。他拎着两只行李箱，暂住在小胖也就是Michael的家。不知道何时能搬回自己的公寓，也不知道伤心的感觉何时会结束。

无论手机如何日新月异，共享经济如何即将取代传统经济，城市如何改头换面，旧社区如何缙绅化，心碎的痛苦却仍未改变。

直到深夜我们仍在讨论真爱。刚刚走掉的这个人算不算真爱，真爱究竟如何定义，下一个人，喔，如果真还有下一个人的话，也未必是真爱，那么，真爱是不是像北极光一样，世上只有少数幸运儿有机缘亲身经历？

爱情使得我们在城市之间迁徙。隔日中午在湾仔茶餐厅，叫小子的台北男孩子为了一个女孩从台北迁居澳门。下飞机不到两个礼拜就分手了，但他仍逗留在

澳门不去。他不明白自己在等什么，也没真的在等什么。他只知道自己还不舍得离开，虽然当初千里迢迢飞来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他仍在这座城市里寻寻觅觅，他不断回到与情人共同走过的大街小巷，坐在同一张桌子喝咖啡，去同一家书店闲晃，吃同一处牛腩河粉，他并不是在期待生命会暗示他下一个契机，而是通过情人认识了这座城市之后，这座城市已经是他的了。这座城市已撕掉了旧情人的标签，也沾染了他的气味，揉进了他的生命。他不再是进入她的城市，而是活在自己的城市。

当我们讨论爱情，其实我们在讨论我们的城市生活。

居然没有人发现热门好莱坞片《星声梦里人》（La La Land，本地译《越来越爱你》）其实是一部反爱情的电影。年轻人来到城市寻求梦想，当梦想与爱情冲突时，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梦想，毫不迟疑牺牲了爱情，就让爱情变成一抹淡淡的夏日回忆，留待明日功成名就、荣华富贵满身时，坐在豪华环境，身旁围绕名流雅士，手举一杯陈年威士忌，那抹甜蜜的感伤正好拿来下酒。消逝的恋情不过是一种附庸风雅的城市情调。

实在不忍心去想，爱情已不是人们爱上城市的原因，而恋人只不过是当时帮忙分摊房租的室友。但是，在另一部美国片《情迷声色时光》（Cafｅ Society，本地译《咖啡爱情》），导演伍迪艾伦似乎在说，对野心勃勃的城市人来说，爱情向来是过誉的人生目标。有时还变成绊脚石，阻碍人们往上爬。真爱或许会令你快乐，但，城市人从来就不曾快乐。比起幸福，他们更在意成功。他们花时间抱怨自己得不到真爱，但，或许，抱怨找不到真爱也不过是一种开起话头的方式，用来填补空洞的社交谈话内容而已。

当有机会进入上流圈子，变成一个虚荣浮夸的人，爱情变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比起爱情，他们更想拥有高头衔的名片，装潢舒适的宽阔豪宅，手脚勤快的佣人，光鲜时髦的衣着，奢侈美味的菜肴，以及德高望重、有能力呼风唤雨的朋

友。无论是《星声梦里人》的爵士乐吧，还是《情迷声色时光》的高级酒吧，都是用来展现自己以及观赏他人展现的场所，越多人越好。而沉醉爱情的恋人只想躲开人多的地方，绝望地在城市里寻找私密的角落，所以他们能偷取一个吻，共享灿烂星光，喁喁私语彼此的爱意。

但，尖沙咀的啤酒馆还是湾仔的茶餐厅，年轻人的爱情伤痛仍是那么真实。当他们在讨论城市，他们其实在讨论爱情。

我第一次见到伯纳在上海。有个大学学弟打电话给我，你的蝴蝶君来了上海。

我起初没听懂。因为对我来说，Rene Gallimard是文本里的人物，就像哈姆雷特、贾宝玉、果陀、唐璜、孙悟空，虽然我跟他们很熟，但他们只是我想象中

的朋友，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上。这名学弟是酷的化身，光头，时尚打扮，什么人都喜欢他，他的朋友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三教九流，从电影明星、摊贩老板、小说家、社运分子到摇滚歌手都是他的朋友。他说，你们那届毕业公演，你负责导演，你挑了黄哲伦的剧本《蝴蝶君》，那个法国外交官现实生活里叫伯纳，他现在上海，我想你有兴趣跟他碰面。

我当然有兴趣。左拉说，一名浪荡子习惯了所有的不期而遇。

我去了那个艺术博览会，场地很大，人潮闹哄哄，艺廊都没什么名气，作品水准参差不齐，通道中间摆了几张塑胶桌椅，伯纳、他的罗马尼亚画家朋友，和

我学弟坐在那里，看起来很挡路。学弟挥手招我过去，罗马尼亚画家长得像《男欢女爱》电影的Anouk Aimｅe，褐色大眼眸闪烁温柔光芒，美丽而高雅，亲切向我微笑，很快交谈起来，而伯纳不看我也不跟我哈啰，事实上他似乎极力在克制想要与我招呼的冲动，他双唇紧闭，双颊鼓了风，仿佛憋气潜水看自己能在水底待多久，逐渐涨红脸，脑缺氧几乎要晕死过去，却依然不敢呼吸，深怕稍吐一口气，自己好不容易膨胀起来的名人气势立刻如气球遭针戳破，砰，超秒速流光泄尽。

跟我想象中的“迦俐玛”完全不一样。我大学第一次读到华裔美国剧作家黄哲伦剧本《蝴蝶君》时，并没有将那名法国外交官想象成玉树临风的美男子，但，我总是以为那是一个相貌寻常、身材中等的法国男子，神情忧郁、性格孤独的法国男子，中等身材，容貌寻常，心思藏得紧，内向寡言，最厌恶引人注意，极愿意让自己像一滴水掉进大海那样消失于人群中的那种人；我想象，你需要至少与他见过三次面以上，才能将他的名字与相貌完全兜起来。我想象“迦俐玛”正是利用了自己的普通人特质，作为掩护，长年默默走私了法国政府的文档机密给他的中国情人。我想象他的内心狂野而热情，对外界道德伦理其实鄙夷不屑，我想象他爱起一个人来是那么不顾一切，飞蛾扑火，就算烧成灰烬也甘愿。我想象。我有无穷尽的想象。

伯纳似乎便是明白这点。他知道我慕名而来，他接受我肆意打量的眼神，像雷射敏锐在他全身上下皮肤游走，而他坐在那里，使劲要仪表堂堂，风度翩翩，以符合我脑海中那个传奇的形象，额头因此都出了汗。

这时，我想象，他出了狱之后这些年来，他要面对多少像我这样初次见面便掩不住好奇近似侵犯，有时甚至不客气的眼神，我于是立即克制住好奇心，直接

喊他名字，让他不得不破坏他精心经营的罗马男神雕像侧面，与我交谈。他转过头来，我看见一张福态的大叔脸。如果他没有因为间谍案而入狱，也到了退休年龄。他有颗肉鼻子，粗眉，三角眼，下巴与脖子连成一片，他想要挺起胸膛，却挺出了山丘似的肚子。我想要从那双小眼睛窥探秘密的忧郁，却撞见孩童式的疑惧不安。他怕我。怕我不相信他，怕我鄙夷他，怕我评断他，怕我对他的偏见根深蒂固，怕我不把他当人。最主要，他怕我不喜欢他。他希望我喜欢他。多么渴望我喜欢他，信任他的故事，肯定他的经历，甚至带着啧啧称奇的赞叹眼神，崇拜他像云霄飞车的一生。

他觉得他是名人。就某方面，他确实是全球性的名人，他的故事搬上了百老汇舞台，改编成好莱坞电影，连一个在台湾长大的孩子都耳熟能详，因为有机会见到他本人而感到兴奋。

一旦他从我的眼神明白，我对他没有成见，他整个人松懈。我才发现他原来是一个喜爱讲话的男人。他一开口，就讲个没完，而且口无遮拦，丑闻、牢狱、耻辱似乎没打击到他。

这些年后，每当我想起伯纳，第一个浮现的景象总是那年深冬他来香港找我，坐在我家客厅地上，圣诞树一样盛大，闪着欢愉的光彩，他有股单纯的快乐，纯粹因为来香港找朋友感到亲切的家常喜悦。我是他的朋友，他是我的朋友。

就这样子。其余不重要。

（作者为台湾作家，现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