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奋力搏斗通过的街道还要再走一次，前阵子才遭受的人际挫折重新又发生，所谓的缺点怎么改也改不掉，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不代表就不再受郁闷的困扰。


生活在19世纪、20世纪交替的葡萄牙诗人佩索亚使用过同样的技巧。走在城市急遽资本化的欧洲街道，天天往返办公室、住家之间，他让他的心灵飞出里斯本楼房所筑成的城墙，假装自己正在遥远的土地上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我试着，学习他，将搭渡轮当作一趟小旅行。黄昏由湾仔出发，横渡越来越窄的维多利亚港，抵达尖沙咀。此时，春意湿润，水面泛雾，氤氲笼罩，城市几乎整座不见了，白蒙蒙一片，唯见船下的波浪，随着渡轮前进而起伏，小朵小朵绽放浪花。船行到港中央，车水马龙皆消失，四周瞬间寂静，动感丰富的城市变成一张平面静态的风景明信片。有那么三秒钟，只闻潺湲水声，船身微微晃动，提醒了时间仍在滴答滴答走动。


但我已经去到了远方另一处港湾。那里的海水，清晨拂晓、雾气弥漫时，是冰冷的，等太阳升上来之后，经过镇日曝晒，到了夕霞时已温暖宜人，适合下水游泳，镇上的老小男女通通来到岸边，眺望即将沉没的日轮，人们三三两两泡在海里，载浮载沉，洗去一天的疲劳。也有勇者独自往海平面的尽头，直线游去，仿佛要捕捉最后一道绿光。


 


我也试着，在歌剧首演之夜，将那群衣香鬓影的贵客观众当作一支尚未为世人所知的部落。在大陆的南端，他们聚居在一块中央隆起的岛屿，发展出自己的风俗习惯，拥有自己的语言符号，依赖未说而明的默契在运行，他们头次见面便互问地址，以对方的门牌号码来定位对方在社会的位置，他们请来其他部落的女人住在家里，把自己的孩子丢给这个女人，使得孩子成长之后不记得母亲的乳味，却始终忘不了那个天天抱着他的女人身上的体味。他们不读红楼梦，以为红楼梦是一出英语歌剧，讲的是类似费加洛婚礼的故事，只不过是悲剧与喜剧的差异。他们夸耀自己对其他部落的知识及生活经验，然而，却永远离不开这块小岛，无论去到天涯海角，他们不断、不断回来，饮着茶，数着钱，盘算着权力与名气。而我的角色，只是暂时活在他们身边的田野工作者，我的任务便是观察他们，不加评论地客观记录他们的聚落形态。


但这些脑力小游戏，并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存在。睁大眼睛看清周围的环境，而不是送出目光却什么也视而不见。我明白了现实，才懂得如何翻转；将生活翻面，晒晒太阳，尤其当生活像一床厚重的棉被，吸饱了水气，沈甸甸压在人身上，不但不暖，湿气反倒冷进骨子里。


我从来不觉得生活是荒谬的，而是因消磨而生出的沉重。一天又一天地来过，仿如前一天并没有活过。曾奋力搏斗通过的街道还要再走一次，前阵子才遭受的人际挫折重新又发生，所谓的缺点怎么改也改不掉，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不代表就不再受郁闷的困扰。每一天太阳升起，既是新的开始，也是过去的消除。刚刚过去的日子宛如遭海浪洗过，痕迹不再。越活，越觉得自己像一块遭太阳日日反复照射而颜色变淡的破布，还是遭海浪不断冲洗而逐渐失去长相的光滑石块。什么都没发生。


想象这座城市并不是这座城市，想象这片海其实是自己尚未有机会见识的海，想象自己与眼前的人群正在产生新鲜的碰撞，并不是假装自己正在旅行，而是假装世界并没有终点，假装自己的想象力创造了周围的一切，好像我用一只手就改变了我的处境，我的梦其实一直紧紧跟在我的身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生活全看我们是如何把它造就。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而是我们自己。”佩索亚写道。从来，不是我们相信什么，而是我们愿意相信什么。当我们愿意的那一刻，什么都可能发生。


（作者为台湾作家，现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