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空中小姐带有“空中性”或虚拟性，日本空姐则更带有超越年龄的“姐姐性”或日常性——像姐姐对待弟弟一样对待每一位乘客。
人生有诸多无聊的事情，坐飞机乃其一。坐动车，窗外远山近岭、茂林修竹、小桥流水、酒肆茶楼，令人目不暇接。而机舱外永远是天空、云，云、天空。座位又小，转不了身，伸不开腿，不知是人坐椅子还是椅子捉人。卫生间更小，不到忍无可忍的时候谁都不肯去。何况机舱本身都像是哪咤三太子或孙悟空手里的一个包袱，真怕这两个调皮鬼拎得烦了一忽儿甩去哪里。但为了效率只好忍了。是的，坐飞机肯定是为了效率。而效率无疑是最无聊的事情。无聊、焦躁、担忧、无助、郁闷……
好在有空姐，空中小姐。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空姐的价值并不在于她们提供的服务，而在于她们的存在本身，存在即价值。试想，如果没有她们，我们的眼睛往哪里看？我们的无聊如何化解？两三个小时没准变成十二三个小时。对于女同胞如何我无从知晓，对于男同胞大体是一种拯救。优雅的举止，洗练的着装，和谐的身段，姣好的脸庞，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带给我们适可而止的浪漫，不能放飞的遐想和萍水相逢的梦幻。她们是机舱的天使，天空的精灵！
无须说，航班的不同，会使空姐身上带有微许地域差异。山航空姐，质朴娇憨，如邻院女孩；南航，矜持大方，不愧是南国“蛮女”；东航，娟秀文静，好比江南春雨；国航，端庄温婉，令人联想起“城南旧事”或逝去的美好时光……
偶尔也坐日本航班。或许我研究过中日比较文学的关系，难免就中日空姐比较一番。从身材的高挑和脸蛋的漂亮来说，中国空姐绝对胜出。不是说日本空姐不好看，只是说中国空姐更好看。举个例子。一次从东京飞回青岛，我终于在日航飞机上发现一个极漂亮的空姐。沉鱼落雁，国色天香。惊叹和困惑之间，但见她施施然翩翩然来我身边，未言先笑，轻启朱唇：“您好！”噢，中国女孩！当然，时下日本空姐也会说“您好”，但不幸的是，这两个字的发音对日本人大体是一种折磨，极少有人发得好。即使发得好的，听起来也类似“你嚎”。所以我一下子就听出来对方是同胞。说实话，我既感到一阵释然，又觉得有些失望。但不管怎样，在这无聊的飞机上有美女上前问好，自是喜出望外。因是日本航空，我当即问她是否入了日本籍，“不，中国籍，阿拉上海人！”我这才得知，我坐的是东航和日航合营的航班，中国空姐只她一个。难怪漂亮的只她一个。这话我当然没说出口。毕竟我旁边坐的就是日本人，万一他听懂了多不好。
不过，两相比较，也有日本空姐胜出的项目。比如勤快，日本空姐更勤快。中国空姐忙过送水送饭两阵子，基本像乘客一样坐在机舱两头不动了。但日本空姐不停地动，像采蜜的工蜂一样带着急切的碎步和隐约的香水味从你身边忽儿飞来忽儿飘去。送毛毯，送靠枕，送这送那。我真佩服她们居然能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找出那么多活计。更让我佩服的是，她们的勤快不是事务性不是程序性的，而明显属于“热心”。而且不是一般的热心，用村上春树《去中国的小船》中说中国女孩的说法，她们的热心“大约属于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种类”。因了这热心，其勤快就给人一种亲近感。如果说，中国空中小姐带有“空中性”或虚拟性，日本空姐则更带有超越年龄的“姐姐性”或日常性——像姐姐对待弟弟一样对待每一位乘客。
举个这方面的例子。去年夏天乘日本航班回国，吃饭时我前座的一位中年男子一连喝了三小瓶葡萄酒和三听易拉罐啤酒。无论如何也太过分了。若在宾馆倒也罢了，而这毕竟是飞机上的“免费”服务。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中国西部去日本推销地瓜干的农民企业主，后来听他讲一口地道的日本语。作为空姐——中国的也罢日本的也罢——这种时候拒绝提供服务大概是不合适的。但我敢打赌，中国空姐肯定笑容一次比一次少，毕竟对方要了六次。那么日本空姐呢？说笑容一次比一次多未免可疑，但至少没有减少，六次始终如一。而且表现出十足的“姐姐性”——就好像姐姐对待从外面淘气回来饿瘪肚子的弟弟，仿佛在说：“喝吧，想喝多少喝多少，喝多少姐姐都有！这东西不就是喝的吗！喝！”
（作者是中国翻译家）
